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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互联网
 作    者: xianxiancc
 发表日期: 2018/1/11 19:02:00
 阅读次数: 23
 文章标题: 历史回顾 →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活动史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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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活动史略(一)

  北京,这座古老的东方帝国的都城,很久以来在欧洲人眼中就有一种神秘诱人的魅力。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它,用上帝的犁铧去开垦这一片广袤的土地,是许多基督徒热切渴望执着追求的梦想。俄国东正教也曾以自己特有的面貌加入这一事业,留下了一段如今几乎巳成为化石的历史。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将从中看到哪些意味深长的启示呢?

 一、引子:元代北京的东正教徒

  东正教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元代。

  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国。其部将哲别、速不台率部追击逃亡的穆罕默德时,与年底抵达里海西岸,进入外高加索和伊朗等地。第二年,他们越过高加索山脉长驱北进,侵入黑海和里海以北的钦察部落。1223年5月,在今乌克兰境内的迦勒河畔与以基辅诸侯罗曼诺维奇、加里奇诸侯姆斯季斯拉夫为首的南俄罗斯联军决战,获胜后攻入南俄罗斯,沿第聂伯河进至黑海北岸。直到年底,才经伏尔加河及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草原东归,于1225年回到蒙古(1)。

  公元1235年,蒙古再次出征钦察和俄罗斯。成吉斯汗的长孙拔都统帅十五万大军,翻过乌拉尔山,兵锋直抵伏尔加河中游 ,先击败不里阿尔、灭八赤蛮部落。然后沿伏尔加河北上,进攻俄罗斯东北部。从1237年冬到1238年夏,先后攻陷梁赞、莫斯科、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等十几座城市,一直进至离诺夫哥诺德100俄里左右的地方。因为阻于沼泽,才退兵南下,抄掠斯摩棱斯克,血洗科泽尔斯克城。1239年2月攻破阿速都城蔑怯思,迫使其国主杭忽思投降。接着,蒙古军队再次攻入俄罗斯,侵占克里木半岛。1240年秋占领基辅。1241年兵分两路,一路侵入波兰,打败西里西亚诸侯享利二世率领的波兰—条顿联军;另一路侵入匈牙利,攻陷佩斯城,掠捷克斯洛伐克。冬天,从冰上渡过多瑙河,陷格兰城(2)。

  在上述长达数十年的征服战争中,蒙古人每到一地,就要从当地居民中补充兵员。所以西征军中就有了信仰正教的俄罗斯籍士兵。其中一部分人后来随军来到中国本土,参与了元朝灭亡金和南宋的战争。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朝政府在北京(大都)设置了“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斯(即俄罗斯)军士。”(3)据此可知,这时来华的俄籍士兵不会很少。而且,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拓展,中西交通更加便利,联系更为密切。俄国传教士、商人、工匠等各色人等因各种原因来华也有所增长。指挥第二次西征的拔都统帅后来建立了以元朝为宗主国的贴木尔汗国,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南俄罗斯沦为蒙古的藩属长达几个世纪。在《元史》中就有西域宗王献纳斡罗斯 人口的记载。这些通过不同途径来华的俄罗斯人,都会很自然地把他们的正教信仰带到中国来。这就是东正教进入中国的最初的一幕。不过,从客观效果看,东正教这一阶段在中国的活动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随着元帝国的覆亡,它的影响也同当时传入中国的其它基督教派一样随之就烟消云散了。

  整个明代,中国没有出现东正教活动的记录。直到公元1665年(清康熙十年),它才又随着一个俄国流放犯的足迹再一次来到中国大门口。乘它粗暴无礼的叩门声响起以前,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俄国东正教自身发展的轨迹。

 
 二、俄国东正教的由来

  东正教是基督教三大主流教派之一。

  在罗马帝国早期,基督教曾受到官方的残酷迫害。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和罗马帝国内部矛盾的转化,帝国政府逐步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敌视政策。公元313年,根据著名的《米兰敕令》,基督徒取得了平等的权利。到君士坦丁独掌罗马帝国的大权以后,政府就完全停止了对教会的迫害。不仅如此,君士坦丁还“认为只有靠基督教才能完成久巳在进行中的统一帝国的进程。罗马帝国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切自由民只有一种公民身份,因此也应该只有一种宗教”(4),即基督教。这样一来,基督教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一跃成为官方的罗马教会,它标志着基督教最初二百多年“苦难历程”的终结。但是,正如沃尔克所言:“教会在战胜它的敌人,赢得自由的过程中,巳渐渐处于罗马帝国皇权控制之下。从此教会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5)。所以,随着君士坦丁大帝身后罗马帝国政治上的分裂,统一的罗马帝国教会也一步步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起初,基督教会的权力中心在帝国的首都罗马,但是,公元330年,君士坦丁迁都于帝国东部的城市拜占庭,称其为“新罗马”(后人为纪念君士坦丁,给这座城市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今属土耳其,称伊斯坦布尔)。由于政治中心东移,“君士坦丁堡教区自然地成为东部教会之首,并且动摇了罗马教会传统的首席地位”(6),由此导致了此后长达七百年的争夺教会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在此期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西罗马帝国从公元四世纪起,就受到来自北方蛮族的持续进攻,到五世纪中叶终于彻底崩溃(7)。不过,基督教却没有同西罗马帝国一起衰落,相反地却征服了入侵的蛮族,成为新兴的封建领主国家的国教。公元1054年,当时的罗马主教利奥九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牧首色路拉里乌斯相互宣布对方为异端,并开除对方及其追随者的教籍,东西教会正式分裂。东部教会自认为是正统教派,因而称为“正教”(即东正教)。西部教会依据《艾西多尔文献》,认为君士坦丁皇帝把统治全教会的权力交给了罗马主教,因而罗马主教座高于普世的一切教会,在基督教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自称“罗马公教”(8)。

  据有关资料记载,东正教传入俄国的时间可能要比1054年的最终分裂早一百年左右。公元957年,俄罗斯王后奥尔加访问君士坦丁堡时曾受洗入教。988年,弗拉基米尔一世大公在克里米亚的赫尔松领受东部教会洗礼并且宣布基督教为罗斯公国的国教,标志着东正教在俄罗斯地位的正式确立。当时俄罗斯教会隶属 君士坦丁堡,首脑是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任命的都主教。主教区起初设在基辅,1299年迁至弗拉基米尔城,1235年迁至莫斯科(9)。在这二三百年中,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倚托的东罗马帝国在西方十字军和东方奥斯曼帝国的双重打击下日渐衰微,而莫斯科公国却迅速强大起来,不断向外扩张,成为北方强国。表现在宗教上,便是君士坦丁堡权威的衰落和俄罗斯教会影响与日俱增。公元1448年,俄罗斯教会自行召开会议,选举俄罗斯人、梁赞教区主教约纳为都主教 ,从而在实际上摆脱了君士坦丁堡控制而成为自主教会,仅仅在名义上仍接受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管辖。

  公元1453年,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沦入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之手,东罗马帝国灭亡了。东正教的普世牧首区被征服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保留下来了,但却不能不屈从于异教征服者的权威之下,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各地东正教组织的自主化倾向。俄罗斯正教会有效地利用这一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当时一位名叫普斯柯夫的修士在给沙皇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到:

  旧罗马因为它的异端邪说而分裂了;作为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巳经被异教徒土耳其人砍倒了;但是一个新罗马的教会——莫斯科教会却在整个宇宙之中与太阳争辉……前两 个罗马巳经覆亡;第三个罗马正自矗立在那里,巍然不动;而第四个罗马再也不会出现了(10)。

  这就是说:“既然老罗马陷入异端,新罗马巳被征服,现在只有莫斯科……是永远不可征服的新罗马”(11)。所以他们宣布:“莫斯科是伟大的世界首都,是古罗马和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12),是“新的世界中心”(13)。公元1589年,君士 坦丁堡牧首区牧首耶米利二世正式同意俄罗斯正教会为自主教会。原莫斯科主教区都主教约瑟夫被赐予第一位牧首资格。从此,俄罗斯正教会名符其实地成为东正教中最大的教会。


 
三、从雅克森到北京


  公元1665年,一个因为杀人劫财而正受到俄国当局追捕的前流放犯、俄籍波兰人尼基弗尔•罗曼诺维奇•切尔尼戈夫斯基纠集了一伙武装匪徒窜入当时属于中国领土的雅克森(欧洲人称“阿尔巴津”)盘据下来。他们修筑了四方形的木城堡、塔楼和粮仓。其中有个叫叶尔莫根的东正教修士,在城堡前建起了一座教堂,称“基督复活堂”。1671年,又在离雅克森不远处的一个叫“磨刀石”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仁慈救世主修道院”(14)。这是俄国东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但却是一个很不精彩的亮相。这伙人盘据雅克森以后,四出掠夺,骚扰 地方,迫使清政府从1683年到1685年多次派兵进剿,并最终包围雅克森城,拔除了这个据点。俄国人在雅克森城内及其附近的一切建筑都被付之一炬,焚毁无余。战争中有近百名俄国人被俘或归顺,其中40人被安置在盛京(今沈阳),其余50多人被押解到了北京(15)。

  据史料记载,这批人来到北京以后,被安置在负责保卫京畿的八旗兵的镶黄旗中,编为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十七牛录),驻地在北京城东直门内的胡家圈胡同(16)。对俘虏中的军官,清政府分别授予正四品至正七品官衔,发给土地、房屋和津贴,准许这些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通婚。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两国划定疆界,释放战俘。但这些来自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的俄国俘虏却被中国温暖宜人的气候所吸引,不愿回俄罗斯去。他们从此便在中国定居下来,其姓氏也根据谐音改成了罗、杜、姚、何、贺等中国姓(17)。萧一山著《清代通史》记载说:“闻俄人俘虏,久留北京,归化满清,被视为旗人。清末陕西总督升允即俄裔云”(18)。对俄国人的宗教信仰,清政府也采取了宽容态度,还把胡家圈胡同内的一所关帝庙赐给分们作为临时教堂,。这就是被北京人称为“罗刹庙”的俄罗斯北馆的由来。俄国人自己则称其为“圣索菲亚教堂”或者“圣尼古拉教堂”。在留居北京的俄国俘虏中,有个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的东正教司祭。康熙皇帝授给他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正像后来俄罗斯正教会托博尔斯克都主教伊格纳蒂•李姆斯基•哥萨阔夫给列昂节夫司祭信中所说的那样,俄国东正教从此“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传播正教的立足点”。他意味深长地对列昂节夫说:“你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靠你们来加以传播”(19)。

  公元1690年初(康熙二十八年岁末),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黑龙江流域的边界。此后,沙皇政府出于向远东扩张的需要,始终关注着把东正教传播到中国的所谓“神圣事业”。1693年底,彼得一世曾通过使节向清政府要求在北京正式建造一所俄罗斯正教堂,遭到清政府拒绝。1710年,在北京的“阿尔巴津人”德米特里•涅斯托罗夫和阿里克赛•斯塔里增等人致信彼得一世,要求他敕令托博尔斯克都主教委派一位司祭来接替巳经去世的列昂节夫。正好在这时候,康熙皇帝准备派遣太子侍读殷札纳、郎中那彦、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人途经西伯利亚去俄国伏尔加河流域慰问流落在那里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首领阿玉奇。彼得一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准许俄国派遣修士大司祭来北京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要求(20)。于是,由修士大司祭伊位里昂•列札伊斯基(汉名依腊离宛)为首的第一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一行八人于1714年随同完成使命回国的殷札纳等人一起来到中国。1715年5月1日,他们到达北京后,先住在北馆(罗刹庙),受到清政府的隆重礼遇,待员十分优厚。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中俄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根据该条约第五款的规定,俄罗斯正教会可以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和学习汉语的学生,生活费由清政府官费承担。准许俄罗斯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由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协助进行。新教堂地址定在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1732年正式落成,称“奉献节教堂”,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南馆。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随之由胡家圈胡同迁入东江米巷。至此,俄国正教终于实现了在中国政治中心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传教据点的愿望。但是,从以后的事实来看,这个传教士 团在促进东正教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留下的是一份并不成功的记录。

  从1715年列札伊斯基到达北京起,到1956年中国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正教会大主教区管辖、建立独立自主的教会组织为止,240年间俄罗斯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先后换了20届。每届传教士团都包括修士大司祭一名,修士司祭二名,学习汉语的学生六名。从1807年的第九届起,还增加了 一名由俄国外交部正式委派的监护官。这20届传教士团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下我们将依时间顺序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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