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会 员 登 陆:::  
 名  称  
 密  码  
 验证码   
  

:::超 级 搜 索:::  
栏  目  
类  别  
关键词  
 站内搜索   网络搜索
  

:::热门文章TOP10:::  
 天主教知识问答之一
 云台山的来历
 大圣若瑟的圣像中,通常有一朵百合花是什么含义?
 天主教对联
 献县教区朝圣地――露德庄
 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献县教区修道院简史
 教会小游戏之二
 春节联欢晚会
 献县教区2010年堂区神父调动表

:::版权及免责声明:::  

  本站资料文章其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如果有任何侵犯您版权的地方,请尽快与本站联系!

 来    源: 互联网
 作    者: xianxiancc
 发表日期: 2018/1/11 19:08:00
 阅读次数: 308
 文章标题: 历史回顾 →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活动史略(二)
 查看权限: 普通文章
 查看方式: 查看:[ 大字 中字 小字 ] [双击滚屏]
 正    文: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活动史略(二)

四、不传教的传教士团(1715-1860)

  从公元1715年起到公元1860年止,俄罗斯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共换届13次,先后来华的神职和其它人员共155名。传教士团的活动基本上限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教徒总数只有200人左右,主要是改籍中国的“阿尔巴津人”及其后裔、来华的俄国商人、侨民和外交人员等。华人入教者为数极少。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教士团对传教活动本身缺乏应有的关注。俄罗斯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其活动受它所隶属的俄罗斯正教会支配。第一届传教士团到达中国时,俄罗斯国内沙皇彼得一世正着手对俄罗斯正教会进行改革,以加强皇权对教权的控制。从公元1700年起,他就让莫斯科牧首区的牧首职位空缺。1721年,进一步颂布了废除俄罗斯正教牧首制的敕令,宣布建立由政府管辖的“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作为教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其组成人员由沙皇指定,首脑称“总监”,也由沙皇直接任命,可以出席内阁会议。由于最高宗务会议的职能实际上相当于政府的宗教事务部,所以这就等于把教会完全置于政府管理之下了。教会派往外国的传教士团,也由最高宗务会议提出领队人选 ,由沙皇亲自任命。从此以后,教会就成为沙皇直接掌握的工具,完全服务于俄罗斯帝国的利益。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其说是宗教组织,毋宁说更多地是沙皇政府派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事实上,驻北京传教士团起初由沙俄政府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从1809年就改由沙俄外交部直接指挥了。由此,“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21)。俄国国库还为传教士团提供了大笔经费。起初每年拨付6500卢布,从1820年起增至16250卢布(22)。作为回报,沙俄政府对传教士团的要求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23)。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士团自然就会把兴趣主要放在搜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报资料上,而忽视了传教活动本身。在1840——1860年期间,某些传教士甚至直接参加了沙皇俄国的侵华行动。在实现沙俄侵吞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大片领土的野心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过,应该公正地指出,为了搜集情报资料的需要,传教士团中的一些杰出人物致力于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勤奋不懈地向俄国译介中国典籍,客观上为沟通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俄罗斯对中国的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的工作,开拓了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事业,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其中早期比较著名的有第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伊拉里昂•罗索欣和第四届的阿列克赛•列昂节夫。他们先后翻译了《异域录》、《八旗通志》、《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等书,编译了《中国丝织厂资料》、《中国地理手册》。这些著作涉及满清统治源流,清政府的组织机构、法律、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是俄国汉学领域的奠基之作。这一时期的汉学家中,成绩最大的当数雅金甫•皮丘林。雅金甫出身于一个东正教司祭家庭,1799年毕业于喀山神学院。1808年1月,他作为第九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修士 大司祭来到北京,直到1821年才卸任回国。在北京的十三年中,他经常身着满族服装 出入于北京的各条胡同、各个市场,自称“何先生”,与各方面的人物频繁接触,两年后就学会了讲汉语和满语。从1813年起,他在北京城内用目测步量的办法对每一条大街小巷都进行了实地测量,绘制成一幅巨大的《北京城廓平面图》。图中详细标出了北京城墙的高度和宽度,16条大街、384条胡同、370座桥梁和700所寺院的位置。这一年的10月(清嘉庆十八年九月),正赶上以李文成、林清为首的天理教在河南滑县和北京大兴县同时起事。林清在内应的协助下打进紫禁城,占领皇宫达三天之久。嘉庆皇帝惊呼为“唐宋元明所未之有!”(24)雅金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搜求我国汉、满、蒙、藏文书籍和各类文物,回国时带回去的各类中国图书资料竟有好几顿重,数量超过前八届传教士团带回去的图书资料的总和(25)。在华期间,他把《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四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了俄文,发表了《答维尔斯特先生向克鲁津什特尔恩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国诸问题》、《关于中国的各种消息》、《中国皇帝每天的临朝》等文章。1821年回国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西藏纪事》、《蒙古札记》、《准葛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远古和现状记述》、《成吉思汗前四汗本纪》、《三字经》和《北京纪事》(附有他绘制的北京平面图)等译著。这些著作大部分也是他留居北京期间完成的。1828年12月,雅金甫修士被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学和古物学通讯院士。他还发表过一系列有关蒙古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文章,晚年撰写了《西藏青海史》、《中华帝国详志》、《中国国情和民风》等著作,先后三次获得杰米多夫奖(26)。雅金甫在俄国早期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五、在动荡的年代里(1860-1917)

  公元1860年11月,沙俄利用英法两国大兵压境的形势,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取得了向北京正式派驻外交使团的权利。此后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会最高宗务会议领导。原传教士团所在的南馆被改为俄国驻中国大使馆,传教士团迁回北馆,由俄国外交部出资在北馆为传教士团新建了一些房屋。从此,俄罗斯正教传教士团在传教事业上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尤其是第16届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弗拉维昂•高连茨基到达北京后,传教士团的作法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们学习天主教、新教的传教经验,开始注重翻译出版一些汉文传教书刊,如《新约》、《福音义解》、《赞美诗》、《简明旧约圣史》、《东教宗鉴》、《教理问答》、《升天指南》、《六大训诫》、《正教祈祷仪式讲解》、《正教和它的礼仪程序》等。这些书籍也有一些是前几届的修士们编写或译述的,但多数此前未出版 ,少数出版的发行量也不大。北馆新建的房屋落成后,传教士团的物质设施也有所改善。圣索菲亚大教堂可同时容纳200人进行祈祷,各种祭器也很齐备。同时南馆的奉献节教堂继续由传教士团管辖。传教士团还建立了图书馆,馆内收藏各种文字的书籍一万余册。天文馆的条件也得到改善。还开办了接收中国学生的男女学校,修道院;兴办了一些企业、工厂和慈善机构如养老院等。1898年第18届修士大司祭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到任后,进一步约束传教士的行为,要求他们遵守中国固有习谷,允许在宗教仪式中使用汉语,培养和使用了一批中国籍的神职人员。这些作法扩大了东正教的影响,中国人信奉东正教的人数出现了缓慢的增长势头。

  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活动越出了北京的范围,逐渐向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发展。本来,《恰克图条约》规定传教士团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858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不仅使沙俄取得了陆路和沿海通商权、在通商口岸停泊军舰权、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权,而且也取得了在内地传教的权利。于是,东正教得以向内地传播,先后在哈尔滨、旅大、天津、上海、青岛、广州、新疆等地建立教堂,发展教徒。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这一步伐明显加快,上述各地相继建立教区,教徒人数也有所增加。于是北京传教士团便俨然成为东正教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了。

  这一时期北京传教士团在汉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更加重视对中国本土宗教和思想资源的研究,同时也继续着眼于沙皇俄国在远东和中国扩张的政治需要。曾在第13届和15届传教士团两次出任修士大司祭前后长达22年的巴拉第•卡法罗夫先后翻译和写作了《佛陀传》、《早期佛教史略》、《佛教神祗概述》、《俄汉大词典》、《金十七论》(系印度已失传的数论哲学著作,译自汉文)、《长春真人游记》(道教经典,元代丘处机著)、《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等。他还会同俄国地理学家纳赫瓦利赫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地形测量,考察太平洋沿岸重要港口、海湾,写出了《从北京经满洲到海兰泡的旅行记》、《乌苏里地区历史概要》。他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定期刊物——《汇报》的创办者(27)。另一位重要的汉学家瓦西里•帕瓦诺维奇•瓦西里耶夫曾随第12届传教士团到过北京,后来陆续发表了《东方的宗教:儒教、佛教和道教》、《佛教的教义及期历史和文献 》、《回教在中国的分布》、《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元明时期的满洲人》、《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中国文学概论》等著作,还将《论语》译成了俄文。康斯坦丁•安德烈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是沙俄时期为数不多的几位著名汉学家之一。他 曾在第13届传教士团中任修士辅祭,以后又担任过俄国驻塔城和天津的总领事,在中国工作生活 长达24年之久。他广泛搜集我国农业、手工业、人口、天文、风习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资料,详细记录了当时中国宫廷和官场的情况,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太平天国)进行了认真的观察研究,著译丰富,受到广泛重视 ,分别被俄国地理学会、经济学会、天文学会、东方和美洲人学会吸收为会员(28)。第14届传教士团中的学生帕•斯•波波夫,著有《西藏喇嘛教的历史、教义和制度》、《中国的宗教改良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时代的沙皇外交》、《古代至十世纪中国法律史》等著作,翻译了《孟子》(《中国哲学家孟子》)、《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等人的箴言》)、《蒙古游牧记》等。1890年,波波夫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并曾任沙俄政府驻北京总领事(29)。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典籍和历史的译介,推动了俄罗斯国内汉学热的兴起。他们的著述几平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 面,表现出俄国汉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不过,在他们的研究中,也渗透了“欧洲文化优越论”的偏见,其消积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使东正教在北京的活动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运动高潮期间,当时在任的第18届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率领一部分神职人员逃入俄罗斯使馆的驻地南馆避难,北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焚毁,220多名俄罗斯正教徒被杀,其中包括一名司祭、一名诵经师和几个教会执事人员。北京传教士团开办的图书馆、男女学校、修道 院、养老院同时被毁,东安定门外传教士团的墓地被拳民挖开刨平。除北京外,传教士团设在张家口的教常、北戴河的祈祷所也焚毁殆尽(30)。东北境内中东铁路沿线的所有俄国东正教教堂、祈祷所也被当地群众全部焚毁(31)。

  不过,值得深思的是,俄国东正教并没有因为义和团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借助1901年签订的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而获得了一次发展机会。1902年英诺肯提乙回国述职,被俄罗斯正教最高教务会议晋升为主教。当他返回中国时,随行带来了30多名神职人员,驻北京传教士团的规模因而明显扩大,获得的经费也有所增加。传教士团还从“庚子赔款”中分得18000两白银的损失补偿费(32)。利用这些资金,传教士团不仅重建了圣索菲亚教堂、图书馆、男女修道 院和学校,而且乘机购置了大批地产,新建了教众归天堂、圣母堂、英诺肯提乙堂 、钟楼、神学院、墓地教堂等建筑,还设立了面粉厂、牛奶厂、养蜂厂、织布厂、工艺厂、印字房、订书院、养蚕室、果园、菜园等生产部门。教徒人数也有明显增加。不少中国老百姓出于各种原因(包括由于义和团失败而带来的心理沮丧和失落感)而信仰了东正教。据统计,截止1917年以前,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各地设立教堂达37座,神学院一所,男女学校各20所,气象台一座,企事业机构46家(33)。又据当时的《教会公报》统计,1906年在中国的俄罗斯正教徒已达三万人左右。当年有725名中国籍信徒受洗,次年又有1300多名(34)。这可以看作俄罗斯正教进入北京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六、中国东正教北京总会(1917-1956)

  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东正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革命以后,刚恢复牧首制的俄罗斯正教会主教会议断然号召教徒不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结果吉洪牧首被监禁,直到1923年他宣布“在政治上效忠苏维埃政权”以后才获得自由(35)。但在此前,以原基辅主教安东尼为首的一批流亡教士已经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建立了一个“国外临时主教公会”,一时成为各种反对苏维政权势力的精神中心。中国的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主持下,也采取了敌视苏维埃的态度。当时中国各教区都涌入了大批旧俄流亡人员,使中国的俄罗斯正教徒数目急剧上升。不少流亡者摇身一变为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掌握了各地教会的权力。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在中国的东正教组织同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进一步采取了反对苏维埃的行动。如北京传教士团曾长期保存偷运到中国的八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近亲的遗骸。其中除尼古拉二世的婶子因为是英国皇室成员,尸体不久就转运英国外,其余七口棺材一直停放在安定门外东正教墓地教堂里,直到1956年才被埋葬。传教士团每年都要为这些死者举办隆重的亡人祈祷仪式。1922年,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宣布改名为“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断绝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莫斯科牧首区的关系,接受流亡在塞尔维亚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的领导,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四个主教区(36),北京主教区则由北京总会直接管辖。1930年,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正式晋升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为都主教,确认了中国东正教北京总会对中国各教区的统属地位。第二年英诺肯提乙去世,原上海教区主教西蒙继任为北京总会大主教,也就是第19届俄罗斯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的领班。 不过他也于1933年病故,而且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没有到北京来。

  接下来担任中国东正教北京总会大主教的是列昂尼德•维克托尔,他也是最后一届传教士团的领袖。维克托尔早年毕业于俄罗斯正教神学院。后来应征入伍,成为沙俄军队的军官。十月革命后,经由新疆逃亡到北京做了修士。此后一路升迁,直至接替西蒙出任上海教区主教和北京总会大主教。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反共态度非常坚决。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维克托尔同日本人在反苏反共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日本政府支持。据伪满铁道总局弘报课编的《满洲宗教志》透露,日本人认为:“考虑到白俄的将来,为使他们的存在具有意义,为执行这方面的政策,对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在满洲地区的俄罗斯东正教,日本政府和满洲当局,应给予相当大的关心”(37)。俄侨防共委员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起来的。维克托尔大主教与俄侨防共委员会亲系十分密切,每次往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视察教务时,都要去拜会当地俄侨防共委员会负责人。在北京俄侨防共委员会举行的纪念会和集会上,他也经常去祈祷和讲话。北京总会的一些俄籍人员,还直接参与了俄侨防共委员会的活动(38)。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维克托尔大主教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他不顾东正教会内部不少人的反对,于1946年初领导中国东正教北京总会毅然宣布断绝同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的关系,宣布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曾试图阻止这一行动,但没有成功。隶属北京教区的武汉东正教会、哈尔滨教区、新疆教区都与北京总会采取了一致行动,而上海、天津教区则反对这个决定。1946年底,维克托尔大主教亲赴上海做说服工作,结果被国民党政府投入提篮桥监狱达十个月之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苏联政府宣布流亡国外的白俄可以无条件加入苏联国籍,因此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徒得以大批出境回国。还有一些不愿回苏联的流亡者也先后投奔了其它国家。这就使得在我国的东正教徒人数急剧下降。当时北京只剩下了一所教堂 ,即北京总会所在的的北堂 。有司祭13人,教徒300人左右(39),维克托尔仍为大主教。1950年,中国籍神职人员杜润臣被俄罗斯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晋升为主教,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传入中国240年来升圣的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维克托尔大主教亲自陪同杜润臣前往莫斯科接受晋升,莫斯科牧首区第13任牧首阿列克赛主持了祝圣仪式。同年在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还有十几位中国籍神职人员得到晋升。杜润臣晋升后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维克托尔大主教继续主持北京总会的教务。莫斯科牧首区重新确认了今后在中国境内所有的东正教堂统归中国东正教会北京总会管辖。原来隶属莫斯科牧首区的东亚牧首代表处直接管理的哈尔滨大主教区也改名为中国东正教哈尔滨分会,其大主教尼堪德尔被 任命为维克托尔大主教的副手。

  公元1955年8月,根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俄罗斯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决定给予中国东正教会以自主地位。两国教会的代表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正式承认中国东正教会自主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阿列克赛牧首的代表伊拉里昂大主教和尼古拉伊大司祭,维克托尔大主教、北京教区的罗明志大司祭以及上海、天津、哈尔滨教区的负责人。根据会议的决定,自主的中国东正教会于1956年9月正式成立,中国籍神职人员姚福安被推举为大主教,维克托尔结束在中国的使命返回了苏联。莫斯科牧首区同时停止向中国各教区发放经费。此后,北京教区和全国其它教区一样,完全自主地开展了一些活动。“文革”开始后,北京东正教会停止了一切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得到贯彻,信仰自由得到了保障。但是此时北京已没有了东正教徒。一名神职人员也年迈多病。所以和其它教派不同,目前东正教在北京已不再开展任何活动了。


七、简短的结语

  以上我们十分简略地叙述了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活动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反映了东正教在中国走过的道路。据调查,“文革”结束后,全国范围内只有新疆和哈尔滨等少数地方恢复了东正教的活动,目前教徒总数估计不超过一万人,而且主要是中国籍的俄罗斯族人和俄国侨民。这和同一时期天主教、新教以及其它宗教发展迅速的情形适成鲜明对照。全面分析东正教在中国未能生根的原因不是这篇短文可以承担的。我们在此仅仅想指出地一点是:对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这样一个个案的研究,不仅具有宗教学方面的意义,而且对全社会的精神文化事业建设都可以提供某种启发和借鉴。正如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指出的那样,东正教之所以在中国难以立足,至少有以下原因值得重视:

  (一)、东正教来到中国,一开始就过多地和政治纠缠在一起,首先是借助政治势力而不是依靠宗教本身的影响力寻求发展。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要被政治上的权宜考虑所左右,往往会因为短期的政治需要而牺牲了长期发展的可能性,或者损害了长期发展的潜力。

  (二)、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东正教始终没有找到将其教义与中国本土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融合贯通的途径,因而无法为中国知识阶层所接受。例如要求中国信众在崇拜基督的同时,也要对俄国的沙皇顶礼膜拜,就很难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而如果没有知识阶层的介入,一种外来文化要直接进入大众信仰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东正教在中国传播长达240多年,自始至终没有能够摆脱“侨民教会”的性质,即使后来晋升起用的一些中国籍神职人员,也大部分不出“阿尔巴津人”后裔的范围,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对比之下,同样是外来宗教,佛教的成功自不待言,就是天主教和新教在这方面也是相当有成就的。

  (三)、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教者的道德召唤和人格影响力。耶稣在十字架上殉难的意义也在这里。早期来中国的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大都品行高洁,持身严谨,获得了开明的中国士大夫的好评,为信仰的传播打开了通路。而俄国东正教在选择教士时,对这方面的重视就显得不够。一些传教士行为上的不检点,人为地造成了对东正教的拒斥心理。当然,传教士背后所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冲突是一种更本质的因素,这是绝对不能否认的。

  今天,东正教在北京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思考却不会一同消失。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再一次爬梳这一段历史的意义所在吧!

——————
注释:
(1)参见戚国淦、马克垚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册第478——481页。重庆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
(2)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第二章《蒙古的征服战争》第三节:《蒙古西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法)雷纳•格鲁塞著《蒙古帝国史》第四章《蒙古帝国的变迁》第三节《窝阔台在位时期:蒙古对欧洲的征服》。戴钺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8月第一版。
(3)《元史》卷34:《文宗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简体字标点本第459页。
(4)、(5)(9)(11)(35)(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第130、128、273、662、667页。
(6)(19) (26)(30)(32)(34)张绥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51、181、219——223、250、251、254——255页。学林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7)参阅(苏)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第二部分第16章:《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王以铸译,三联书店1957年8月第一版。
(8)参阅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四章:《东西两派教会的争端和东正教的产生》。
(10)转引自张绥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141页注(4)。原文见阿诺德•汤因比《文明在经受考验》。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71页。
(12)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弗上书沙皇瓦西里三世的报告。转引自黄心川著《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一版第14页注(3)。
(13)沙皇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公元1505——1533年)莫斯科公国驻罗马大使季米特里•格拉西莫夫的公开声明。转引自黄心川《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第15页注(1)。
(14)张绥前引书第179页注(3)。
(15)黄心川前引书第25页注(1)。
(16)俞正燮《癸已类稿》卷九。
(17)(27)(29)(31)黄心川《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第27、71、73、42页。
(18)(33)(36)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第939、943页。齐鲁书社1991年11月第一版。
(20)图理琛《异域录》。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3。
(21)(美)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一版。
(22)费•英诺肯提乙《中国的东正教会》第68页。转引自黄心川前引书第34——35页。
(23)(苏)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285页。
(24)《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25)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引书第292页。无庸多说,皮丘林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文化掠夺性质,这是必须给以批判的。
(28)张绥前引书第229页;黄心川前引书第72——73页。
(37)转引自曹琦、彭耀编《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第2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增订第二版。
(38)如北京总会财务管理员巴洛夫曾任俄侨防共委员会财务负责人。
(39)姜立勋等主编《北京的宗教》第37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7月 第一版。          

 


上一篇:明朝吴桥天主教友李天经及其家世
下一篇: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活动史略(一)
【公共评论】[目前共有0条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新闻】 [共0条]
 暂 无 相 关 内 容
【相关软件】 [共0个]
 暂 无 相 关 内 容
【相关文章】 [共1篇]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活动史略(二)
【相关教程】 [共0篇]
 暂 无 相 关 内 容
聊天室 | 友情链接 | 在线留言 | 网站管理 | 会员注册 | 超级搜索 | 教会日历 
Copyright© 2008-2018 献县教区
服务义工:xianxiancc 建站时间:2008-9-10
服务信箱:xianxiancc@hotmail.com Powered By:xianxiancc
冀ICP备1600251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