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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天主教沧州(献县)教区网站
 作    者: 金象逵
 发表日期: 2008/12/28 22:45:00
 阅读次数: 2849
 文章标题: 伦理生命伦理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三
 查看权限: 普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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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三

生命的诞生

不孕症与人工生殖

患了不孕症的教友可否使用人工生殖法来孕育生命?

据联合报今年二月份的报道云:长庚医院试管婴儿试验室提供的项目,除人工受精、Y精虫分离术、试管婴儿及输卵管内精卵植入术外……还有细胞层共同培养法及显微精虫注射法。可见台湾人工生殖的技术已步入先进国家之列了。对于这些方法,天主教的伦理如何看待?而患了不孕症的教友可否使用它们来孕育?这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仁者人也”――最基本的判断准则

如果某种人工生殖法会损害夫妻间的信仰与融洽,或使得出生的孩子缺乏快乐的先天条件,我想任何人都会摈弃而不用它。当然破坏夫妻间的融洽与信任的因素很多。一般人均认为如果有爱,则这些均可避免,爱似乎成了点金石、万灵丹!然而,心理学者却指出:人本能更深的要求是“自我认同”。它是比爱更先该有的要件。心理学大师Erikson就曾有“认同应在亲密之先”这句名言。

人先要能肯定自我的价值,才愿开放自己,放心地跳入位际亲密的未知中。而人要肯定自我的价值则先要意识到:我是谁?我的父母是谁?并且肯定我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个体。至丈夫、父亲的认同则是:我是孩子的父亲,孩子是她的,也是我的,是我们的。中庸云:“仁者,人也”。仁,从人从二,不但自己要活得像人,也把对方当人看。因此自我的认同外,父母与子女间也需要认同。而发展这种“仁”的人工生殖方法便是善,否则是恶。

大众传播文字肯定上述准则

人类衍生的本能是难以抗拒的,今天单身女子不要婚姻,而想拥有自己宝宝的这种行为已蔚为风尚。但是“借种生子”,生出的小孩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种“父不详”的阴影常会笼罩在孩子的心灵上。美国法律要求对捐献精子者的身份必须保密,我国也是这样。《时代周刊》的记者对这样的人工生殖方法提出质疑:“有谁见过一个小孩高兴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二十六版)。由伦理神学来看,自由选择这样的人工生殖方法,生出一个不易获得自我认同的孩子,是严重地违反了爱德。

那么,告知孩子是谁捐赠了精子,是否能减轻孩子的压力?不!一般认为不可能,因为孩子们会问:为什么他不能像一般父亲似的爱我、照顾我?此外捐赠精子者自身也会惹上麻烦。他会想:我对这位“人工受孕儿”有什么道德义务、法律责任?他(她)来找我,认我为父(分享家产),怎么办?如何得到妻子儿女的谅解?男人对已离异的前妻可以不再发生感情,但是“血浓于水”,是自己的骨肉,有自己的某些身体特征的人工受孕儿女,就不易完全视为陌生人了。谈到夫妻间融洽信任,有位记者认为:“如果以丈夫的精液来人工受孕,心理的困扰几乎完全没有。若是以捐赠者的精子受孕,作丈夫的就比较不自然了,往往只在签同意书时露面,然后就让太太自己辛苦了。”

合乎天主教伦理的人工生殖底线

教会内对人工生殖的各种方法的伦理性质并非等同视之,可是它们有共同的底线就是:夫妻之外的第三者不得介入。这也是说精卵必须来自要作人工生殖的夫妻;孕育过程的九个月必须在供出卵子的妇女体内进行孕育。总之,借精或借卵来作人工受孕、试管婴儿、礼物婴儿是天主教牧者学者共同反对的。

“代理孕育”即借用子宫,也不合天主教伦理。因为孕育的九个月的“共生亲密”为孩子与母亲之间的感情极其重要。胎儿由另一妇女孕育,生理方面的亲生母亲(即提供卵者)就缺少人类本能要求的这个亲密,母亲与孩子不易有“仁者人也”的亲情。事实上,多次发生过,代理母亲经过九个月的孕育,对胎儿发生感情,生出孩子后,坚持自己是生母,引出许多法律纠纷。何况,孩子长大后能不能自我认同?会不会快乐?都成问题。而且幼儿需要完全无条件的、热情的母爱以获致对人生基本的信赖与安全感,代理母亲能给他吗?

当然,上述这些现象并非都是绝对的。可是原则上,天主教内不少著名学者,大师级的如拉内、海霖等人,均认为“以父母精卵作人工生殖”仍可以讨论,它不确定是相反自然律,也不是内在恶;如果实在没有别的方法解决非常痛苦的不孕症时是许可的。请特别注意这件事:以丈夫精子人工受孕,完全没有摧毁精卵已经结合的新生命。然而天主教学者一致反对以第三者的精或卵作人工生殖。东正教(信基督但否认教宗首席治权的希腊、俄罗斯教会)的神学家也持有同样的伦理分辨与主张。

医学进步使得捐赠精子失去必要性

所谓“显微精虫注射法”事实上早在三年前就引入台湾了。这是为补救精虫过少或是活动力不足而引起的不孕症。它是把卵子外层打洞,让精虫进入而使妇女受孕。《时代周刊》说:这个方法即使用在精子极端稀少或是精子懒洋洋无活力的个案中,也会产生令不孕夫妻喜乐的效果。需要被捐赠者的情况一般是“无精子症、精子数目极少或死亡精子极高”

其实,不孕症的治疗一定需要使用最新医学发明的人工生殖方法的比率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联合报》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不孕夫妇中,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使用传统治疗方式即可成功受孕”而李@尧博士:《我俩为何不孕》这本书绝大篇幅也都是讲传统治疗不孕症的方法。

严重但不难避免的医治后果

人工生殖方法中,有的会毁坏精卵结合的新生命。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也有的方法在试验阶段,便因失败而导致精卵已结合的新生命死掉。有的则必须产生“剩余胚胎”:为了方法成功,使较多的卵受精,只把其中数个植入母体。天至于其它的“受精卵”要如何处置呢?大概是任他们死掉吧!

梵二大公会议清楚指示:“由妊娠之初,生命即应受到极其谨慎的保护”(《现代世界宪章》51)明知故意地制造出“受精卵”,而又不得不使其中几个死掉,这行为明显地相反大公会议的训诲,大公会议不说“应受绝对的保护”。绝对是说无例外、无条件、无限定的。事实上,即使是成人的生命,天主教伦理也不说该受绝对的保护尊重。举一最简单的例子说明:围攻土匪,土匪把老百姓摆在土匪伙伴的前面。实在没别的办法,而且必须消灭土匪,因此就可以开枪放炮,虽然老百姓会死。

为了避免杀害妊娠之初的生命(受精卵),这是极其严肃的课题,也是天主教生命伦理的另一条底线,从教会刑法讲,这等于堕胎。我们该了解什么人工生殖方法有毁坏受精卵的可能或事实,什么方法没有。赞美上主!医学进步找到了看来没有毁坏受精卵的生命,而且比其它毁坏受精卵的人工生殖手术更成功治疗不孕的新方法,这就是本文开始说的“输卵管内精卵植入术”,它的英文缩写是GFT。好象可以说这是天主赐给不孕夫妇的“礼物”。不过讲起来话长,应该在下一篇,说明此事。

试管婴儿与礼物宝宝

科学家想到把受精卵提早移植到母体内,使它更适应母体的生理组织,这样就有了“输卵管内精卵植入术”的发明,它的英文缩写就被译为“礼物宝宝”

人工生殖医学进步得真快,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了试管婴儿,十五年后的今天,这种医学上的大突破早被视为“传统”,而新的人工生殖技术则已演变到了第五代。前些日子曾有人问笔者:天主教神学家对“侏罗纪宝宝”有什么看法?原来“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中,是有关“纯系复制”的生殖技术。它已成功地把“未绝种的”动物复制出来。一九七八年美国一位科学家说,人的纯系复制已实现了。这话后来证明是谎言。可是他的那本书却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而其附注所征引的科学论着极为丰富,不能说“纯系复制婴儿”(侏罗纪宝宝)全是胡言,而不去讨论。

临床鉴别诊断与伦理分辨准则

“试管婴儿技术”成功率一直在百分之二十上下,好象总是无法提高。它是在实验室内使卵受精,待受精卵发育成二到八个细胞的胚胎时,才移植到子宫内。这时,常发生“着床”(胚胎置入子宫内膜,使其继续成长)不成功的现象,而这就是试管婴儿技术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科学家想到把受精卵提早移植到母体内,使它更适应母体的生理组织,这样就有了“输卵管内精卵植入术”的发明,它的英文缩写就被译为“礼物宝宝”。输卵管内受精卵植入术、输卵管内胚胎植入术第五代则是“精虫显微注射技术”,在上一篇曾经介绍过。

在临床鉴别诊断方面,首先要看接受人工生殖技术的妇女的输卵管是不是双侧都阻塞了?如果是的话,“试管婴儿”是她的唯一选择,因为其它方法都要求至少有一侧输卵管是畅通的。

天主教生命伦理的观点十分坚持精卵必须在母体内结合。因为如果精卵在母体外结合成新生命,依照目前的人工生殖技术水平,这新生命几乎不可能全部存活:不是受精卵分裂不到桑葚胚阶段(morula到此阶段方能移植入母体)即死掉;就是培养了过多的受精卵,而必须将不需要移植的剩余胚胎弃置。依照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的训诲:“由妊娠之初,生命即应受到极其谨慎的保护。”(《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1)“剩余胚胎”如加以毁弃是天主教会绝不容许的。

前面提及的各种人工生殖技术中,礼物宝宝和精虫显微注射技术都是使精子与卵子在母体内结合的,可以说符合了梵二的训诲。而其它三种则必须在极不寻常的场合中,有很重大的理由,再加上专业辅导的赞同,使用时才可能不违反天主教的伦理。现在说明礼物宝宝这个技术。

罗马天主大学医院和礼物宝宝

有关“输卵管精卵植入术”的治疗过程,荣总妇产部专科医师赵湘台教授说:“GIFT和一般自然怀孕过程类似,无道德上的争议。对反对体外受精和对胚胎进行实验操作的天主教徒,也多了一个治疗的机会。”赵医师的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说它不对,是因为罗马教廷对人工生殖的合法性还有更严格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在非天主教的医院,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说它对,是因为在人工节育上,天主教徒往往没有百分之百地遵行教廷的指示;而事实上,只要他们守好传统神学讲的几条良心规则,即使做了人工节育的行为,法国、奥地利、瑞士的主教团都认为这些教友在良心上无罪。依此类推,天主教徒使用GLFT,满足一些条件,也可能没有过失。

但怎样才能无罪呢?天主教徒使用愿意GIFT,首先一定该与主治医师谈好:不可杀害胚胎。换言之,不可事先多放几对精子或卵子进入输卵管,等到受精卵(新生命)太多时,再毁灭几个。报上说:“有个妇人怀了八胞胎……于是医师照例先检查胎儿染色体,再于怀孕十四周左右施行灭胎术”。虽然一般大医院的医师通常不会使用这种近似“人海战术”的方式,但最好还是要先说清楚。

意大利《基督徒家庭》杂志曾报道一家医院使用GIFT的情形。这医院是“所有意大利的学术机构中,最忠信于教会训导的一座”它描述其医疗过程是这样的:夫妻照常有婚姻行为“可是使用一种措施可以保留一部份精虫”,使精虫不全数进入妇女体内。然后,夫妻立刻到医院,由医护人员把那些保留的精虫筛检,同时妻子进入手术室以进行取卵工作。以后的过程就和荣民总医院做的相同:导管充满培养液,吸入精虫再吸入含卵的液体,把它们一齐注入输卵管的末端,即接近卵巢的地方。精卵在输卵管内结合,慢慢移动到子宫。这医院的做法,值得天主教医院效法,而这也可以完全遵行教廷指示,而带给不孕的父母“礼物宝宝”

教廷信理部长拉辛格枢机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主持记者招待会。记者问:GIFT手术时,夫妇在婚姻行为中使用刺穿小洞的保险套保留一些精虫,以便施行人工生殖,许可吗?枢机回答说:教会训导权还未做决断,医生可依照自己的良心行事,并等待指示。六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未听到教廷反对的声音。但是,一般医院在施行“输卵管内精卵输入法”时,取得精子的方法差不多确定是不让夫妻先有婚姻行为,而仅使用有小洞的保险套以保留丈夫的一部份精虫。那么教友夫妻该怎么办呢?下面的神学推敲中,你将能得到解答。

人工节育是绝对被禁止的吗?

有人看了这个子题可能会想大概笔者写错了,因为我们是在研讨人工生殖,而不是人工节育。但事实上,在教会训导权的神学思考对这两个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简言之,有婚姻行为而不要生育子女是相反伦理的,(即人工节育)。有生育子女的发生却不经由婚姻行为(夫妻房事)也是不许可的(即人工生殖)。

一九七八年的《生命恩赐》训令禁止一切人工生殖,它最主要的论证和明显说出的思考基础是根据教宗在一九六六年的《人类生命》通谕,这通谕禁止一切人工节育。《生命恩赐》说:“教会有关婚姻和人类生殖的训导强调:‘婚姻行为的双重意义:共融意义和生殖意义,是天主意愿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人不能自加破坏。’(《人类生命通谕》12)”“共融”指狭义的肉体结合。训令这样说:“‘如夫妇依人的方式发生适于生育子女的婚姻行为时,正是婚姻本质所安排的,藉此夫妇二人成为一体。’《圣教法典》一0六一条)如此的受孕才是合法的。”

教廷训导权的指示几乎常是原则性的,在具体的生活场合中,还应该根据教会传承内的伦理思考规则订出牧灵的措施辅导。规则之一是“比较更强的”。教会内的训诲有不同等级的权威,正如信仰的真理间也存在着“价值等级”《大公主义法令》11)。禁止人工节育的文献是庄严隆重的,写给全世界人类的“通谕”,由教宗自己署名颁布;而斥责人工生殖的文件则只是“训令”(《教会法》34条)由信理部部长署名,经教宗批准而已。

各国主教团和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认为:在牧灵辅导上,禁止人工节育的训诲是可以有例外的。因此在神学份量上讲,禁止人工生殖的训令更不是绝对的;而且许可有例外的理由应该比许可有例外使用人工节育的理由要较轻微才对。当然它常是在不可毁灭受精卵、胚胎下,才被允许。至于不经房事而取得精子的道德性,绝大多数神学家强调,这位要使用GIFT的先生要完全出自于爱自己的妻子和对子女渴求的父爱,而不是为了身体的爽快,才使精液射出。这就消除“手淫”之所以“淫”的理由:把指向异性对方的性本能转向自我满足。

纯系复制是怎么回事?

“是以身体细胞核来代替卵核。”每个身体细胞都有某生物的全部遗传密码,可是,是在静止状态下。身体细胞核如果进入卵,取代卵核,或者进入受精卵,取代受精卵的核,此时身体中静止的遗传密码就活动起来,终于复制出与原生物(由此生物拿出的身体细胞)一模一样的后代。科学家就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纯系复制将成为普遍的事实。

姑且不论人类纯系复制是否实现,这种人工生殖的道德发誓已为所有神学家一致否定。因为复制出的人,彼此完全相像,极难获致自我认同,也不会快乐,更难达到“仁者人也”的境界。

“侏罗纪公园”电影中生殖恐龙的过程分两步。第二步是刚才提到的纯系复制,而第一步则是制造出有生活力的恐龙的身体细胞,其中最主要的是遗传密码,由DNA合成。如今科学家成功地把四千万年前的蜂和二千五百万年的白蚁的遗传密码复制出。英文《新闻周刊》有关上述影片的科学基础的报道中,最后几句话尤其发人深省,它说:“生命科技潜力极大。影片告诉我们,科学家对自己的发明后果无法控制。所以,我们不可只让科学家独自搞。对这件事每个人都该注意、警惕。”

 

残障新生儿的生或死

――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与牺牲来救活残障新生儿吗?

  新生儿诞生了,如经医生诊断为唐氏症儿(俗称蒙古痴呆症),父母该如何面对?如该婴儿又患有“气管食管瘘”(食管不与胃连接,无法进食)或无“脊柱裂”――新生儿脊柱没长好,使得在其内的中枢神经(即脊髓)暴露,因此极易受感染、伤害,而导致婴儿将来有瘫痪、大小便无法自制、严重智障……等现象。这时父母是否该让婴儿接受手术治疗?尤其后者需在出生后两天内作决定。

面对这些新生儿残障问题,天主教伦理的原则是什么?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与牺牲来救活残障新生儿吗?不管小孩将来的生活如何艰难,也要修正、治疗他的缺陷疾病吗?

指向无限、主权唯属天主的生命

教会内一个对残障新生儿无争辩的基本体认是:只要残障新生儿不被诊断为脑干死,他(她)就是具有“出于神,归于神”的(罗一一36)指向无限的灵魂的人。只有天主握有残障新生儿生命的所有权。为此,直接杀害婴儿构成滔天的罪行;因为在天主眼里,残障新生儿和正常的婴儿同样是无价之宝,在教会传承中,都具有近乎绝对的价值。

家有残障儿,是父母和家人极沉重的负担。笔者绝非在象牙宝塔内说风凉话,或漠视现实生活中,残障新生儿父母的痛苦。天主教源于宗教信仰对残障新生儿的看法,也希望能对养育残障子女的非教友同胞,带来一些安慰和鼓励。我们确信:他们的辛劳艰苦,老天爷一定会赏报的,因为他们是在为老天爷照顾他独有完全主权的宝贝――人的生命。

无价之宝引出的基本原则

是否要养活、治疗残障新生儿的这个问题,由伦理角度来看,这是“非病患本人决定病患者的生或死”;把婴儿饿死,或“在未死情况,交由葬仪社处理”,以及给婴儿注射过量镇静剂,都是直接杀害无辜的生命。动机是不愿小儿一生残障受苦,这是“慈悲杀害”,也就是安乐死。天主教共同承认的安乐死定义是:“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的‘作为’或‘不作为’,意图导致死亡,或作为(不作为)本身即导致死亡”。教会一向视安乐死为一种罪恶。

为了残障新生儿的存活,是否该不惜付出任何牺牲?天主教的答案是中庸的,其内涵得到了教会训导权和学者一致的同意,可是表达的方式却有所不同。以下要介绍一种强调“生命之神圣”的表达方式,而扬弃注重“生命之品质”的说法。

“生命之神圣”是天主教传承的伦理神学的着重点:即任何无辜的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有存活的价值。总不可说某些生命的品质有所偏差、悲惨,就失去存活的意义与价值,而不必予以延续。

“生命之神圣”的主张如应用于本文的主题,则可以如此说:“常应该要挽救残障新生儿的生命,除非‘挽救’将带给新生儿‘过渡的负担’--指体力及心神的长期受煎熬或与死亡的一再斗争,如隔一段时间就该动一次艰苦的手术(下面要讨论实例)。”在此情况下,“挽救”已不是爱残障儿,反而是加给他信仰不要求他一个基督信徒的智能不要求人背的十字架。――如果是“天作孽”,人无法逃避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架,那么便该尽力把十字架的重量减轻,例如改变生活方式或虔诚求主助佑等等。然而,人不该“自作孽”;能够避免,却自发地给自己或给他人扣上这过度的负担,这样便相反了教会的道理。

研讨婴儿安乐死的特殊注脚

衡量要不要“挽救”时,该考虑的重点是:残障儿经过挽救后,未来能够享有一般人的平安喜悦吗?“一般人”,并不是指人生没有痛苦和挫折。曾治疗过十万儿童的美国里根总统时代的卫生署长C.E.Koop曾说:“我的一贯经验是:残障与悲哀不是手拉手的伴侣。我见过的最悲哀的儿童是那些毫无残障的。”“残障不残障都有挫折”。多次我们看残障儿童可怜,而这些小孩却在享受有缺陷的生命的喜乐!因为谁的生命没有缺陷?第一位成功移植心脏的巴纳德医生,在他的一本书中曾叙述一段动人的经历。医院里有个七岁小男生,双目失明、火烧伤了脸的大部分,下巴也被疤痕所崩紧,“真像会走路的怪物”。而另外还有一个九岁小男生,患了不良心脏瓣膜症、小儿麻痹症,“加上骨部裂伤,最近又因骨癌切除右臂和右肩。”他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一辆送菜小车推进病房,送菜人暂时走开的当儿,“小怪物”推了车,而“独臂侠”则蹲在菜车下层,用那唯一的手抓紧着车,用没麻痹的脚踏地板控制方向。“他们做了一场混乱车表演,其它病童大叫大喊”,加油,“结果满地板都是菜盘,病房的修女气得直骂人。”看到这光景,巴纳德写下他心中的感受:“这是两个我见过的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我真要感谢他们,让我了解生存本身就是喜乐。”

在此,笔者完全不认为残障儿不感到痛苦,而只是强调,真心爱残障儿的,是要看、而且只看儿童自己快乐不快乐,这是决定挽救不挽救的最重要关键。要尽量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委屈投射到孩子身上,更要小心别使孩子觉着父母是因着他(她)而这么痛苦,而使其失掉对生命的礼赞。该知道小孩刚在人生道路起跑,他们对生命的企盼期待,跟已快跑到终点的成年人或老年人对生命的感受大不相同。这是研讨婴儿安乐死应有的第一个特殊注脚。

另一个特殊注脚是:在考虑是否挽救残障新生儿时,该想到“新生儿医学”的发展十分快速。例如,“脊柱裂”一九八一年在我国被视为最尖端的医学,首度有专家在荣总作专题演讲。一九九二年,称为“切开子宫”的手术已可以把胎儿拉出子宫来治疗脊柱裂或其它缺陷。一九九三年更进步到“把胚胎所欠缺的遗传基因注入胚胎内”来试验医治因着遗传而有的先天残障。所以,天主教学者都认为“只要有些微乎可能的医疗益处,就不该放弃对残障新生儿的治疗”。假如,避免不了犯错误的话,我们毋宁错在过份的保护生命这方面,而应多给残障新生儿一些时间。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

生命无价面对家庭经济无力

一九八0年教廷教义圣部发表了对安乐死的声明,其中说到:如果“加予家庭或团体过份的经济负担”,也就是可以考虑停止挽救的一个因素。

人的生命无价,怎么可以用金钱决定生死?难道穷人的生命不如富人的生命有价值?教廷声明决不是用金钱衡量生命的价值。而是传统神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爱的顺序”。张希贤说:“爱德不是滥爱,而是有顺序及轻重的”。M.Zalba说:“为救助近人的生命,我们不必冒自己生命的危险或承担可比拟生命危险那般的财物损失。”为挽救新生儿,如果必须使全家生活濒于崩溃,借高利贷,其它子女被迫辍学,……此时,父母可以不必挽救残障儿,而只需“照顾”,包括喂食。

具体个案的辨别分析

唐氏儿的个案不很复杂。国内外许多研究报道,都肯定唐氏儿能够度快乐的生活。“唐氏证的孩子非常善良、纯真,……没有暴力倾向,不会为非作歹。……对爱的回馈特别强烈,(在英国)许多认养人都指定要收养唐氏儿”。此外,今天辅导唐氏儿学习的方法已有很大进步。一是早期激励婴儿用脑。二是使用完全不怕单调、重复的计算机帮助唐氏儿学习语言。联合报曾报道云:“唐氏症台大惊人疗效。智商九十突破文献记录”。国语日报也有译文说:已长大的唐氏儿在父母过世后,可以“集体居住在有专人督导和作饭的地方,白天云就业。”

单纯的唐症,是不应弃之不顾的。如果生下唐氏儿,又带有“气管食管瘘”、“食道闭锁”、“十二指肠闭锁”,虽然比较复杂,但在神学上却无争辩。因为这三种病或类似的病虽使婴儿无法依常道进食,然而医治手术不难,而且级少不成功的。天主教学者都主张应动手术,不可因为手术成功后的婴儿是唐氏儿而放弃治疗,使婴儿死掉。

“脊柱裂”抢救的时间越早,小儿瘫痪及智障的程度就越轻微。美国有“脊柱裂协会”的组织,成员约三百多人,都是幸运及时治疗的脊柱裂患者,他们几乎都创造了自己的成功生涯。脊柱裂是新生儿的脊柱没有完全把脊髓――这重要的中枢神经裹在其内。骨髓由漏洞流出来。脊髓易感染受伤害。如果把漏洞补起来,流不出来的骨髓液会影响头部,造成脑积水,对脑神经威胁大。这时该用单方向的活塞植在脑内。使液体经血管流回心脏。这一切在婴儿生下二十四小时,或晚至四十八小时内治疗,婴儿受害最少。延迟治疗。能导致严重的瘫痪和智障。

伦理上的问题是:如有可能及时治疗,就应治疗。小儿将来的生活会有“一般人的喜乐”。对此点,天主教学者毫无异议。然而,一旦迟延挽救,此时将面对一个两难:不挽救,小儿很快会死,挽救,很可能小儿的未来会像植物人一样的极度严重残障。多数天主教学者认为此时不必挽救了,仅给予一般的照顾就可以了。“无可能康复,就不必治疗”。成年人知道在动手术后,很可能成为植物人时,也可以拒绝动手术,这是教会的道理。上述脊柱裂的个案是:小儿一定会变成植物人,因此不挽救他,是为了不要加给他过重的生活负担。

至于“坏死性大小肠炎”导致新生儿严重的内脏缺陷。一九八三年McCormick认为这是不必挽救的一个例子。北京医科大学几位名医也抱持同样的主张。由于罹患此症婴儿,肠子已大部份被割掉。很可能一生不能如常人般进食。纽约市婴儿医院曾把导管接在婴儿上腔静脉上,用小帮浦不断把液体食物打入婴儿体内,希望婴儿还存有的那短短的肠子能发生作用,可以吃一些普通食物。小孩子活了相当快乐的三年之后才死。所以笔者认为挽救才是正确的抉择。

早产儿带来不少伦理问题,可是在早产儿基金会爱的笼罩之下,“生存及以后正常发展的机会均是很好”。至于8三染色体症和失去治疗机会的苯酮尿症带来的生理缺陷,不应放弃挽救。而1318三染色体症的罕见个案,各家的意见分歧。而偏向于挽救生命的主张,也不只是天主教的看法。《健康世界》月刊社社长林国煌工程师就曾义正词严地宣称:“人类最高的道德原则是要照顾残障的同类。”

 

生命的过程

人体试验与胚胎研究

为了促进医学进步或团体公益而不是为了治自己的病,可以接受人体试验吗?

人体试验分两种:一种是以治疗受试验人为主要目的,此人的病用一般治疗药物或方法已经不发生疗效,现在要试用新的、不确定十分安全的方法。另一种人体试验则是多次用在健康人身上,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的医学知识,拓展医疗科技的领域。

由天主教生命伦理观点来看,第一种试验的问题在:人可以冒生命危险吗?第二种是有关个人生命与团体公益二者的价值孰先孰后的问题。后者近年来更蔓衍出教会内极敏感的个案:人体试验的对象是胚胎,甚至是受精卵。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人类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了;而在成功之前的试验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受精卵被毁灭了?前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上任的第三天就废除了里根总统对胚胎研究的禁令;不久,他的政府更推出令人讶异的胚胎研究草案,建议许可为研究而“创造”胚胎。――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只许可对试管婴儿过程中的“剩余”胚胎进行研究。在天主教生命伦理中,受精卵、胚胎怎能许可当作试验的对象呢?这样的试验失败,受精卵、胚胎一定死掉。“极其谨慎的保护”在哪里呢?

以“知情同意”为枢纽的研讨探索

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发表了以人体试验为主题的演说,指出受试验的人同意是进行人体试验必要的先决条件。然后他就作为受造物的人在表示“同意”时有何限制?无行为能力者应由何人代作同意?国家政府能强迫公民作出不情愿或是被误导的同意吗?医学知识进步要比人的自由完整更为重要吗?等问题一一加以分析。

有三篇世界性的医学文献都指出受试验者的“知情同意”是使试验合乎伦理不可或缺的条件。首先是《纽伦堡典章》,在审判纳粹医生毫无人道地以集中营囚犯作试验的罪行之后宣布的。其次是世界医学会在芬兰首都发表的《赫尔辛基宣言》。第三是这份宣言在一九七五年于日本作了相当重要的修订后,再次宣布的。

一九八六年台湾公布的《医疗法》有关“知情同意”的规定实在太简单、太容易导致医生妄用法律加给受试验人完全不合理的折磨。难道立法者不知道国际通用的上述文献吗?为何不参照李圣隆律师的《病人权利条款》呢?其中第五条条文是“对于具有危险性的医疗或用药以及实验性医疗行为,应该在事先向病人明白说明详情、危险性、可能的结果,使病人于充分了解后,有表示接受或拒绝的权利。”而《医疗法》第五十七条仅说:“教学医院施行人体试验时,应善尽医疗上必要之注意,并应先取得接受试验者之同意。”第五十六条规定非教学医院不得施行人体试验。

《纽伦堡典章》第一条说:“接受试验的人自愿同意是绝对本质必要的。”一九七五年修订后的《赫尔新基宣言》的一之10真好似特别为最害怕触怒医生的中华子孙写的:“在设法获得对试验计划之知情同意时,医生应特别小心慎重,如果受试验人正处于依赖此医生的状况中,不免同意会受到胁迫。在此情况下,取得知情同意的医生应是不作试验的,而且完全独立于上述依赖状况之外的一位。”学者说“知情同意”一词是在此文献中首次成为通用名词。

接受人体试验的同意有何规范

为治疗自己的疾病,在没有其它更妥善的方法时,可以冒残伤一部份肢体或器官功能的危险而接受人体试验。这是根据“整体原则”:人的部分身体为整个人而存在。一个结论是:不可残伤这整个的“人格”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的意志自由。根据庇护十二世的这段讲话,一九五九年美国、加拿大《天主教医院伦理守则》制定了下列几条:“脑叶切割术”或类似手术是否合乎伦理,以病人整个人的福利为决定因素。使用催眠术时,要对病人的隐密权予以适当保全。使用心理分析,应避免泛性主义,此外即使“实质的罪过”也不可建议病人去做(笔者按:即劝病人作一件客观相反道德的行为,而同时,或来自病人之无知,或由医生的怂恿,病人主观也不认为有罪。)。

为治疗无完全能力作出知情同意的人,其代理人也应守上述的伦理规范。

为了促进医学进步或团体公益而不是为了治自己的病,可以接受人体试验吗?这个问题和“活体捐献器官为帮助人作移植手术”有着同样的性质,都来自一个近代教宗一而再强调的直观:人对自己的生命,器官,生命机能并无主权,而只有使用权;使用时,应使肢体指向、而且仅能指向个人整体的福祉。教宗庇护十二世说:“个人的具理性灵魂的存有,并非以社会利益为指向,相反,团体是为个人”。一九九三年台北耕莘医院出版的《健康照顾伦理指南》,讲到人体试验的原则说:“有些功能是绝不能被牺牲的,除非是为促进个人的整体功能;人类基本机能也不可被牺牲,除非为保全本身的生命。我们不是自己肉体的主人,只是管理者。”

具体情况中,可依照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美国主教团公布的《天主教医疗服务的伦理宗教守则》来判断是否可仅为公益而接受人体试验。――这种试验学名是“非治疗性试验”。守则第三十一条说:“有关非治疗性试验,代理人只有在试验对受试验人不会产生重大冒险时,方可表示同意”。成年人,包括作试验的医生在内,知道试验并不会带有重大危险时,可以为了公益而接受试验。如果可能有重大危险,而医学试验会产生为人类健康很重要的良性结果,而这结果并没有其它方法可以试验出来。此时,如同讨论活体移植的具体判断时一样,看来是许可自愿接受这种人体试验的。如果试验很可能有导致死亡的危险,依照教宗的训诲,确定是不可以接受这种试验的。

.“向胎儿剜肉治病?”

根据报纸,首次以自然流产的胎儿的肾上腺髓质细胞移植到两位患有巴金森症的病人(男五十岁,女三十五岁),是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二日,由墨西哥城的一位医生施行的。《联合报》记载报道相关的新闻时,用了“向胎儿剜肉治病”这几个字。笔者引用了这新闻标题,因为觉得它道出“胚胎移植”的无掩饰文词的真相。这篇报道也透露出当时台湾已经有医院悄悄从事的几项胚胎试验。

另一项划时代的移植手术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的法国里昂。治疗的对象是仍在母胎中患有严重免疫缺乏症的三十周大的胎儿,而著名的美国“气泡男孩”达味,便患有类似的遗传症,而他活在气泡内长达十二年,直到一九八四年才死于休斯敦。现在法国医生决定在胎儿尚未离开母胎时就予以治疗。医生由两个因堕胎而得来的胎儿,从他们的肝及胸腺抽取出免疫细胞注入患病的胎儿的脐带内,看来效果良好。这是医学史上首次移植胎儿细胞到另一胎儿内。

上面的两项手术,由天主教生命伦理观点来看,是由尸体移植。在本书,一八七页,有教廷圣部的训令和极稳健的伦理神学家的解释,他们都认为原则上流产儿的身体与一般尸体相同,作移植手术器官来源是许可的。现在要讨论把流产儿的脑细胞移植到病患者身上,那是非常不同的个案。台湾迟早要引入“胚胎研究”的立法程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个案之间的伦理性质差异,方能与教外学者作理性冷静的讨论。

由胎儿移植非脑细胞是假定胎儿已死。而死亡的标准之一,即脑干死,是天主教接受的。然而,由胎儿移植脑细胞,是假定胎儿脑细胞仍活着,因此胎儿是活胎儿。一位医生描述如何取得的脑细胞:“把胎儿的头移动指向子宫颈,由人工张开的子宫颈,把胎儿的头盖钻洞,吸出脑细胞,立即冷冻,此时胎儿再打出母体外。……脑的体素必须是活的、母体外可活的新鲜的。”这不是由尸体移植而是借着杀死胎儿而取得脑细胞,是堕胎本身。

使用胚胎组织移植为医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它生长迅速,而且或许是它的细胞尚未‘设定’应排斥外来物质的程序,它不会有一般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看来是越来越多。全面反对这样的手术,不只会生出反面效应,而且也不符合生命伦理提供的真理。对杀死胎儿方能取得脑细胞的作法,是天主教无法接受的。报载,由接受脑部手术的女童,取下一些脑细胞,在实验室培养,成功地存活了,而且“这些细胞经三年半测试后,确定为正常脑细胞,而且细胞链可任意延伸,制造出成千的新生代。”希望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很快的进步,有一天我们可以向主张使用胎儿脑细胞移植的人说:“已有人工培养成功的脑细胞,不必藉杀生命来救生命!”用脑细胞试验治疗的病患是极值得同情的,如巴金森氏病、老年痴呆症。但是“不可作恶为得到善果。”

胚胎研究:法律与伦理的冲突焦点

为了医治不孕症、遗传疾病,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兴起新的医学科目:胚胎研究。不少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来管理它,因为这不像一些别的科学研究,“胚胎”已经是有着特殊价值的生命,不能把这生命看作白老鼠的生命可以相当随意地予以处置。这是所有政府、学者的共识,尽管他们不接受天主教对受精卵极其谨慎的尊重保护的主张。

本文开始讲过克林顿总统的政府,建议许可只为了研究而特意使精卵结合,根本无意使受精卵自然发展为胚胎、为胎儿,最后诞生婴儿。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的选举,民主党惨败,主张维护生命的候选人当选的很多,在众议院增添了四十席,在参议院则增添五席。克林顿于是下令,只许联邦政府补助用剩余胚胎作研究:至于只为研究而“创造”胚胎者,则不得享有政府的补助费用。其它对胚胎研究有法律管理的,政府也只许可以人工受孕所多余出来的胚胎作研究。

英国政府对胚胎研究法案非常谨慎,先有举世闻名的Warnock报告,再有《十二国胚胎研究法律汇编》出版。这些法律与上述报告有一个共同点:除了只许以剩余胚胎作研究之外,也规定作为试验对象的胚胎生命不得超过十四天。

天主教的官方立场非常坚定清楚。最严厉的法令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教廷的一项声明:法律上,在实际生活中,毁灭受精卵(即精卵结合的最初一刹那的生命包括在内)就是堕胎,要承受教会法律中对堕胎者所有的一切措置。胚胎研究常有可能毁灭受精或胚胎,教会官方立场是:“即使本身崇高,对科学、对其他人或对社会都有可见的利益,也不得以活胚胎进行试验。”

另一方面,教会允许对“何时胚胎赋予精神体的灵魂”的问题,天主教学者有主张不同意见的自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教廷教义圣部颁布《有关堕胎之声明》,附注十九,是为作神学研究的人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每个字都应该仔细推敲。《铎声》译文附注阙如。现在照《铎声》的拉丁文原文直接译出“附注十九”:“本声明特意地不谈‘何时赋予精神体的灵魂’这个问题。有关此点,传承并不一致,现今学者仍是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是在受精的那一时间,有的认为至少在‘着床’前是不能发生的。……这问题是特属哲学的,本声明的伦理论断在任何方式下都不依赖它。”

“精神体的灵魂”指不死不灭、来自天主也必然指向天主、主权属于天主的魂。有了它,人的生命才是该“极其谨慎予以保护的”。用更术语化的话说,有了它,人才是“PERSON”。.

何时赋予此魂?教廷声明指出今天教会内学者有的主张:一、在精卵结合时;二、在着床之前不能。因此,在二的情况下,有两种可能:(1)或在着床时,(2)或在着床后。千千万万请注意:教廷声明没有讲三个主张谁对谁错。

教会坚决反对堕胎,而且认为毁灭精卵结合时的生命即是堕胎,跟主张“何时赋予精神体的灵魂”没有任何方式的逻辑因素关联。教会内一致承认受精卵是极其珍贵的生命;不可阻止这生命的发展,一定要使其诞生为和你我一样的人。阻止这生命发展,至少严重违反了爱德。

“着床”即受精卵、胚囊植入子宫膜。这段过程要十四天完成。一般立法以此时的生命为不可侵犯的。教会内也没有这样主张的学者。教徒与非教徒在这一点上有可能彼此沟通接受吗?

 

保护智障者免受性侵袭伤害

女性智障者不容易或不能按时服用避孕丸,因此,该如何保护智障者免除性侵袭的伤害呢?

本文的智障者指的是女性。免受性侵袭伤害,则着重于如何避免因受强暴而怀孕,而不论及不幸怀孕后该怎么办。最后将简短地讨论,是否可将连续强暴犯予以结扎或绝育。

强制结扎与绝育

女性智障者不容易或不能按时服用避孕丸,而子宫内避孕器或诺普兰是不是百分之百有效也还不完全确定,因此,讨论到如何保护智障者免除性侵袭伤害时,一般舆论多偏向于强制结扎和绝育。

“结扎”是把输卵管(男性相对的是输精管)切除或捆绑。“绝育”医学的意义包括结扎、卵巢根除和子宫切除。传播媒体报道多次避免使用“阉割”这两个字,逐渐缩小了“绝育”的范围,而狭义地指卵巢、睾丸或子宫的割除。例如:“中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说:‘为了控制大陆人口,必须把智障者强迫实施绝育手术。’”报道的大题是“大陆智障者将被强迫‘阉割’”。

结扎、绝育的生理、心理性质

结扎手术把输卵管切断或捆绑起来,使得由卵巢排出来的成熟的卵,不能通过输卵管到达子宫。因此,经由性行为,男子在女子阴道所射出的精液也不得通过,不能与卵遇合,自然不得受精使女子怀孕。

其实除了卵和精子之外,卵巢还分泌重要的荷尔蒙,即雌激素。这些荷尔蒙直接进入血液,并促进身体的重要功能。这些内分泌素为男人女人的“次性征”的产生及保存是必要的,而且对情绪也有很大的影响。停经妇女和被阉割的男人有许多问题便是明证。

女子卵巢分泌的荷尔蒙,尤其是黄体脂酮,主要功能是促使子宫内膜腺性增殖、黏膜肥厚,准备受精卵着床。女子如果没有怀孕,子宫内膜增殖物就排出体外,即是月经。卵巢切除后,此现象不出现,因此也就没有月经。

子宫切除后不能怀孕也无月经,这与卵巢切除有的效果相似,而且也有可能产生心理上的后遗症。台北市立疗养院的杨庸一医师说:“在子宫切除手术中,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先生也常会因太太的开刀而产生情绪困扰,……症状约有百分之二十属于阳萎、易怒、抑郁及抱怨他娶了一个只能算是半个女人的太太等等。”但这些后遗症常被忽略。同样,子宫切除手术也带给女智障者心理伤害。仁爱医院吴维峰医师说:“如果是对子女仍有关爱之情的父母,应该考虑到‘性’也是智障者的心理需要及动手术摘除子宫的心理伤害。”

强制智障者结扎的伦理性质

教会禁止直接绝育,许可间接绝育。因此先要了解什么是直接的绝育手术和什么是间接的。教宗庇护十二世说:“割掉患病的卵巢,其必然结果当然是不能生育。但这种绝育人可能无意把它作为目的或手段”。这是教会的许可的间接绝育;可是如果把“不能生育”当作目的或手段,就是被禁止的直接绝育。为了避免因强暴而怀孕,将智障者结扎,这个手术明显的是直接绝育,因为它的目的是使其“不能怀孕生育”。

直接绝育在伦理神学中,遇到难以克服的阻碍。庇护十二对直接绝育清楚坚决的斥责,他说:“直接绝育不论作为手段或目的,都严重违反道德,……任何直接绝育,无论是永久或暂时性的,无论施之于男或女,按自然法,是不许可的,连教会也无权免除。”

“恐怖个案”帮助神学家思考

教宗的话是在一九五八年讲的,过了两年“恐怖个案”发生了不少。那年六月,非洲比利时属地刚果独立,但却发生了极大的动乱,一些修女遭到乱民的强暴,于是伦理良心个案问到罗马:“为了避免困强暴而怀孕,修女可以服用避孕丸吗?”当时在位最受教廷重视的伦理神学权威一致给予肯定的答复:“许可”。这三位神学家是教廷“会议圣部”的秘书长P.Palazzini和多次为教宗撰写婚姻教义演讲辞的F.Huerth,以及日后代表教廷主持《人类生命》通谕发表记者会的F.Lambrusch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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