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会 员 登 陆:::  
 名  称  
 密  码  
 验证码   
  

:::超 级 搜 索:::  
栏  目  
类  别  
关键词  
 站内搜索   网络搜索
  

:::热门专题TOP10:::  
 天主教圣经学习
 创世纪释义之一
 弥撒中举行的婚礼
 基督宗教的婚姻与爱情观
 七苦玫瑰经及念法
 《圣龛中的呼声》—— 恭敬圣体
 告解圣事
 《圣月 - 炼 灵 月》
 静 观 与 禅 定
 七件圣事之一

:::版权及免责声明:::  

  本站资料文章其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如果有任何侵犯您版权的地方,请尽快与本站联系!

 来    源: 天主教沧州(献县)教区网站
 作    者: 金象逵 着
 发表日期: 2008/12/28 22:46:00
 阅读次数: 6324
 文章标题: 伦理生命伦理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四
 查看权限: 普通专题
 查看方式: 查看:[ 大字 中字 小字 ] [双击滚屏]
 正    文:
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四

面对这恐怖个案,大概谁也都会作同样的答复,这是直觉或直观。然而,为什么许可,却不容易有清楚而使人心悦诚服的理由,三位大神学家也是如此。他们的理证引起一些人的驳斥,这些人主要的反对理由是:为了避免因被强暴而怀孕,服用避免丸,使女子暂时停止排卵,这是直接暂时绝育。无人可否认这一点。

最后,M.Zalba找到了解答,免得天主教伦理神学必须支持完全不通人情的主张,(恐怖个案中仍禁止服用避孕丸,不是太讲不通了吗?)这位耶稣会士的解答发表在额我略大学的期刊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一九七九年,教廷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的《人类生命》通谕十周年特刊上,特别又刊登了他的主张,这表示教廷接受了他的解答。

Zalba的理证,用一九六八年《人类生命》通谕的文字来讲最容易了解。为何不许人工节育呢?通谕说:“教会多次讲的这端道理,是建于天主所定的不可分的关系上,而人不能随意切断夫妻性行为的两种意义:结合的意义和生育的意义”。结合是指因夫妻之爱而有的婚姻行为。“二人成为一体”。婚姻行为表示夫妻二人彼此无保留的奉献与接受。如果愿意享受婚姻行为,却故意用人工方法阻挡婚姻行为另一意义的发生,而使之不能生育,这是破坏天主的计划。

强暴毫无结合意义在内,只是单纯生理的兽行,当然被害人可以用人工方法阻止兽行的自然结果,即怀孕。有结合,则不可阻止“生育”;既然根本不是结合,当然可以阻止生育。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教廷信理部寄给每位主教一封讨论结扎的信,标题是“任何绝育”。其中用字谨慎,绝育是恶,因为它“故意剥夺自由选择的性行为的本质因素”。

避孕强暴受孕,结扎可,阉割不可

智障女子缺少保护看书的能力,因此“三教九流来才不拒”(《常春月刊》,一九八八,三页,三四);而她们中偏偏有的“长得很漂亮”、“亭亭玉立”(《联合报》一九九0、十、二六、十三)。如果没有的方法能有效地保护她们避免因强暴受孕,就许可她们结扎,但不可作卵巢或子宫切除,因为这阉割手术有害于婚姻生活与情绪的稳定。智障者有结婚的天赋人权,事实上,她们更需要爱与被爱的体验。

天主教婚姻诉讼法律判例,认为智商不到八十,就缺少度婚姻生活的能力。这是法律上的“推定”。而根据《Lancet》报道:“重度智障者,即智商在五十至七十之间(允许标准离差十五),是百分之二”(一九七五、八)。可见智商在八十以上的智障者占的比率很高,而这些人教会法官并不把他们认为是《教会法典》说的无能力度婚姻生活的人(一0九五条)。所以,原则上我们不可阻止这些基督的最小姊妹们结婚。

强暴犯予以“去势”是否可行

去年春节前后,台湾发生了强暴犯获得假释后又犯案,引起妇女团体要求“强制诊疗”强暴犯,甚至予以阉割。美国阉夫案的女主角最近被判无罪,而且今年四月十八日美国《新闻周刊》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九的人赞成将连续强暴犯予以阉割。甚至英国圣公会编印了讨论“绝育”的一本书中也提到,多玛斯曾主张政府有权把罪犯阉割。当代天主教学者虽认为阉割阻止性犯罪并无大的效果,但原则上仍同意圣多玛斯的主张。

事实上,阉割将增强犯罪人的情绪不平衡与敌意,有时反而使这些人寻求刺激以求报复的可能性更大。我国昔日的宦官中有不少人在性方面作恶多端,便是证明。也许正是为了阉割阻止犯罪不但无效,甚至反而有害,因此我国在隋朝就废止了“宫刑”,但仍然保留了身体刑及死刑。

自隋朝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废除宫刑,迄今已一千四百多年,我们的老祖宗再也没有恢复宫刑。看来,宫刑为“维护社会公益”并没有效用。维护社会公益正是天主教伦理判断某刑罚是合乎道德的衡量尺度,新《天主教要理》中便清楚地这样推理。因此天主教伦理认为,在原则上政府有权把强暴犯阉割――既然政府有权力把罪犯处死。――但在现实生活中,强制连续强暴犯去势,今天不为天主教所赞成。

想讨论爱滋病吗?

十二年前没听说过的疾病是怎样出现,并快速地蔓延到全球各地的呢?

“爱滋病”最近成了全省的热门话题,连电影院也播放防治爱滋病的公共宣传短片。而身为基督信仰“见证”的我们,该怎样来谈这件事呢?相信大家都听了,也看了不少有关爱滋病的报道,但生活忙碌,大概无暇将资料记下来,而讨论时,尤其是公开谈论,最好有准确的根据,并有文字出处。为此,本文首先要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介绍教会的看法,最后再对爱滋病带来的伦理问题,简单地解释。

恐怖神秘的疾病

感染爱滋病的人,称之为爱滋病病毒带源HIV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带源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甚至不知自己已感染病毒,但“借助于性关系,或借着含有被感染细胞之血液”却能传染给别人。如带源的母亲经过血液,把病毒传给胎儿。

这疾病于一九八一年首次被确定为“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英文《人口报道》一九八九,九页三。此学志资料丰富、可靠,本期引用的文献共四九六条)它的传播速度十分惊人。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一九九二年一月世界共有一千一百万的成人及一百万儿童带源;一百五十万人已发病,且进入最后阶段。由感染病毒至发病平均为十年(英文《全球爱滋新闻》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四页)。

为什么十二年前大家才听说的疾病,如今竟会泛滥到近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呢?“两位受尊敬的英国医生甚至推想:这种病毒生于一颗彗星上,是一声大雨把它冲到地球上来的。”(英文《新闻周刊》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八页)这样的臆测正凸显爱滋病的神秘性。

让人更不敢漠视爱滋病的另一理由,则在于它的恐怖。前面所提一九八九年的《人口报道》同期同页中说:“从未听说过感染爱滋病病毒以后,还能恢复健康”。三年后的七月,在荷兰召开的第八届全球爱滋病会议中,对爱滋病的治疗也未曾露出些微的“希望之光”。《时代周刊》这样写道:“整个会议的气氛是郁闷,反映着十年来的挫折,失败、日益增多的悲剧。……没有预防方法,没有希望治好病人,连如何诊治也无共同途径。”(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十六页)

被冠以“医生”的周永刚先生返国接受访问时,也冷静地指出:“如果能使爱滋病如糖尿病般地获得长期控制,就已是了不起的进步了。”(《中央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三日)他的“集中混合疗法”如果成功,当然是中华儿女的莫大光荣,但一些报纸的热闹报道和周医师的冷静正好成了对比,本世纪结束前,能否找到治愈爱滋病的方法,显然并不那么乐观。

爱滋病认为担忧的另一理由,是罹病者大多为青壮年人。美国到一九九二年底共有十七万一千八百九十人死于爱滋病,其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岁(《新闻周刊》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八,三十八页)。

而台湾的情况到底如何呢?今年三月份的《光华月刊》载有卫生署在一月十九日发表对爱滋病的统计,可惜不说明带源者和死者的年龄。但我们自报纸上的零星报道,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死者及带源者也以青壮年占大多数。如:陈大哥三十八岁已(《中国时报》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王伟二十九岁已发病(《中国时报》同年三月三十)晓樱(雏妓)十六岁,濒临死亡(《中国时报》同年三月三十)。台湾带源者四百三十六人中,十到十九岁共二十六人(《联合报》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同一天该报还有一则二十岁出头的爱滋夫妻的消息。

爱滋病的暴涨

十二年前没听说过的疾病是怎样出现,并快速蔓延到全球各地的呢?深受《时代周刊》所推崇的第一位隔离出爱滋病病毒,也是当今爱滋病医学的最高权威孟塔涅先生说:爱滋病病毒早已潜伏于非洲。它的发作需要一个“共因素”(一名叫mycoplasma的菌类。孟书,一0六页)。七十年代美国的性爆炸,使许多人体内产生了这种菌类。经由旅行,这菌类被带到了海地共和国;另外,有些人则也将非洲的爱滋病病毒带入西印度群岛的这个黑人共和国。微生物的遇合,爱滋病病毒便由静止状态“活化”起来,终至不可抑制(《新闻周刊》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十八至二十页)。

另一种学说是由进化论观点来阐释爱滋病的暴涨现象。“适者生存”是一切生物遵行的规律,爱滋病的病源是“病毒”;病毒自己不能繁殖,必须借着别的生物来繁衍。爱滋病病毒最喜欢寄生的生物体,是人体内免疫系统的一种细胞。假若它成功地进入此细胞,便潜伏在内,待“时机”到来,便大肆猖狂,破坏此人的免疫系统。

这个“时机”到底指什么“P.Ewald的学说认为:一切生物都努力繁衍后代,而且多多益善。爱滋病病毒如果发作,而导致宿主死亡,病毒也无法存活,这就相反了进化定律。但若病毒有途径迅速传布,即使发作起来,而使宿主死了也没关系,因为病毒早已传到许许多多别的宿主身上了。

爱滋病病毒“只经由性活动和血液、遗传传播”,在纯朴的农业社会,性活动和静脉注射毒品受到约束,然而随着都市化的到来,性爆炸、性革命在欧美盛行,于是病毒传衍的途径增加了千万倍(台湾发现的第一位带源者拥有上千名不同国籍性伴侣的男性。见《中国时报》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病毒就“活化”起来,而蔓延到今天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一个案也值得深思。它是哈佛大学研究小组在塞内加尔,对一组妓女作追踪调查六年,发现了那些带源(HIV2)者并未显出任何症状。塞内加尔是亚非的一个人口流动少,且与外界隔离的国家。相反地,在较都市化,受传统约束少的象牙海岸,带同样病毒的人却发作成致死的爱滋病病患。(《新闻周刊》同前,四六页)这个进化论的爱滋暴涨理论是美国的P.Ewald和法国的M.Grmek共同发表于同期的《新闻周刊》四二――四八页。

教会关切爱滋病的蔓延

德肋撒修女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在纽约市成立专门照顾爱滋病病人的医院,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基督信徒对爱滋病病患的关爱。这些年来,许多主教也会发表牧函,鼓励教友帮助爱滋病人(《美国加州主教团牧函》中译,见《普爱月刊》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月)。教宗的几次训话也以爱滋病为主题。

最重要的是由教廷“医疗事务委员会”筹备,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梵蒂冈召开的“国际爱滋病会议”。此次会议有来自八十四个国家的一千二百多位代表参加。纽约枢机主教奥高纳尔于开幕辞中,表达了教会对爱滋病的基本态度。他说:“千千万万不要想爱滋病只是在医疗科学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错误;它是人类行为的疾病。”(会议报道见《三十天》月刊,英文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四――三十八页)。

去年十二月二日《联合报》刊载了下面一则消息:“世界爱滋病日各地活动的一致诉求为,多多使用保险套。……感染爱滋病病毒比例最高的印度孟卖,今天出动一批银幕游行,宣传‘玩个尽兴,但别忘了保险套!’”。防爱滋病,靠保险套!看来,还是中华儿女有深度,因为我们在电影院用的警语是:“忠实伴侣最安全”。教会对爱滋病的基本态度――人类行为的疾病――确实是当今世人极需的“当头棒喝”。

话说回来,保险套真保险吗?别忘了这个“险”是感染上爱滋病病毒。《洛杉机时报》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所资助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使用率最高的四种保险套中,有三种是十个中有一个不安全,第四种更差了,试验二十五个有六个不安全,这就是说,爱滋病病毒能够穿过保险套,进入人体。”(引自英文《医学伦理通讯》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页)

台湾的情形又如何呢?令人惊讶的是:“卫生署去年(一九九一年)九月起将保险套列为不检验项目”。“消基会针对市售四十一种保险套测试,……依国际标准化组织规范的灌水试漏,不合格的占百分之三十二。”(《民生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六)

爱滋病不应是天谴

教会内除了绝无仅有的,更是发自一时感叹的严厉声音外,都认为不该把爱滋病当作天谴。天谴意味着:行为本身不会产生那样严重的后果,而是上天另外加上去的,上天特别“恼恨”有这种行为的人。教宗曾对旧金山的爱滋病患者说:“天主爱我们是没有歧视的,……他爱你们,爱你们这些感染上爱滋病的。”(英文《神学研究》一九八八年,一0七页)可见教宗并非认为爱滋病是天谴。教会牧者和学者都把爱滋病看成“脱序”、“错乱”,是破坏和违反了自然律、性律。就像违反了物理律(由高楼跳下)所带来的后果(坠地而亡)一样,谁也不认为是天谴,更何况因输血受感染,连脱序的行为也没作,更值得同情;至于无辜受害的爱滋宝宝最是可怜。

享誉国际的美国华裔何大一医师说:“基本上因输血而得爱滋病的机率比中奖券还低。”本文讲的爱滋病带源或发病者均不包括这群少数的不幸者。笔者对何医师的话感到惊讶,但毫不怀疑他的权威。

爱滋病的伦理问题

孟塔涅指出:爱滋病带源者不可捐血,不可把刮须刀或牙刷借给别人,应对诊治的牙医师及动手术的外科医师说出本人带源,妇女避免怀孕,尤其“当夫妻一方带源,对方生殖器有任何伤口时,不可有性行为,即使使用保险套也不安全。”医师检查出某人为带源者时,有责任通知血库,但不可通知此人之雇主,因为在工作与普通交往中,爱滋病病毒不会传染给别人。

带源者如无意告知其配偶,“医生知某人患传染恶疾,劝其暂勿结婚,如若不从,可以告知女方。”传统而可靠的伦理神学是允许医生告知带源者的配偶的。

医护人员有良心责任照顾已发作的爱滋病病患吗?可以拒绝照顾仅为带源者吗?国内首位发现爱滋病病毒的张志明医师指出:健康人“破皮流血”就有被感染的危险,即使完全没有性关系或共享毒品注射针。

《新闻周刊》于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曾报道说:照顾爱滋病带源者的三位医护人员,其中两位因为本身有破口,另一位则由于不小心,使病人的血溅入自己口中,而感染上病毒。该杂志于同期中也记载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的外科医生主张有权拒绝为爱滋病带源者施行较复杂的手术。他们一致认为,照顾爱滋病带源者及发作者,该是专家的事,且要极端谨慎。对于这点,教会向来都认为:“对于救助肉身的极端需要,虽有重大困难,亦不必冒生命的危险。”

爱滋病发作末期,身体可能溃烂而到处是血,甚至“百分之三十一到六十六会引起神经系统严重破坏。”所以,女性医护人员如负责照顾,将面临到更大的困难,应特别注意。

最后,我们来讨论有关使用保险套的伦理观。英国枢机主教休谟曾为此说道:“天主教不可能支持或认可婚外性行为的权宜措施。……我们同意让未婚青年只在使用保险套和感染爱滋病之间作一选择,因为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即不作婚外性活动。”这个说法十分合乎伦理神学的观点。因为教会的传承一向是:在没有第三条路可选择的必要条件下,方可在两恶之间选择较轻之恶。张驰在其书中加上按语,称:“天主教对于使用保险套,是既不反对,也不鼓励。”张神父既未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也没有谈怎么分辨而如此认定,并不完全吻合教会的件看法。休谟主教的话就审慎多了。

从休谟主教的话中,找不到为避免生出爱滋宝宝,夫妇行房时,可否使用保险套的答案,可能他认为这是人工节育的问题,教会禁止人工节育的《人类生命》通谕,颁布已快二十五年了,相信大家相当了解这问题的本质与实际措施。笔者追随枢机主教的明智慎重就停笔于此。

 

尸体器官移植的新问题

“无脑儿”可做器官移植的“供体”吗?流产儿与一般尸体有何不同吗?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至十四日梵蒂冈宗座科学院曾举行讨论“脑死判定与个人死亡”的会议。教宗在致词中,提到教会牧者、学者正面对了一个“悲剧性”的两难,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希望能越早摘取急需的人体器官来救人命;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是近乎绝对的价值,总不许可直接杀害无辜者的生命。

解决两难的关键在于如何客观、中庸地确定判断死亡的标准。传统的死亡判定基准已经不足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中,甚至连描绘死亡来到的说法,也该有所改变。仅说“心跳、呼吸停止是死亡的一般记号”是不准确的,应该改为“自发性的”心跳呼吸停止。因为科学新发明的使用已能够维持已死的身体继续有心跳及呼吸。德国车祸丧生的孕妇,继续使用人工呼吸器维持心跳呼吸达四个多月,好让她腹中胎儿出生。这已经不是令人讶异的新闻了。

要客观地确定、判断死亡的标准并非易事。有一派人主张:为了能完全避免杀死活人的可能,因此要等到“细胞死亡”阶段,也就是身体开始有腐烂现象时,方可宣布死亡。法医学家说,到此阶段“出具死亡证明书或做尸体剖验决无疑义……然而死亡虽可确定无疑,而遗体器官则已无法用作器官移植了。”

另派认为:应以救活人为优先。因此,失去思考意识,亦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现象不可逆转地丧失时,也就是死亡到来。这些人的器官有不少还算健全,便能用来移植。依此主张“植物人”也算是死人。以上这两种主张都十分极端。

死亡的生理过程

人脑外部的 “新皮质”,是司知觉、意识等高级功能的,一般人大多是此部分受伤。而人的“脑干”在脑的内部,接近脊髓方位,较不易受损害,其中的“延髓”是呼吸和心中的中枢。植物人是“新皮质死”,无对外认知功能,但是能够自行维持正常呼吸及血压。相反地,“脑干死”的人就不能自行呼吸和维持血压。

著名的《哈佛死亡判定标准》,其枢纽核心的测试对象即是“脑干”,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拟定的《脑死判定步骤》也是以“脑干死”为最重要的死亡记号,这个“步骤”是我国《人体模型器官移植条件》法律的基础。

所谓的“濒死期”是死亡过程的开始,中枢神经系统中脑干以上的部位进入深度抑制状态,意识渐趋模糊或消失,心跳呼吸变弱,血压下降,其它机能也紊乱了。而到了“临床死亡期”时,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过程则扩延到脑干,和延髓等部分,因此,呼吸和心跳停止,循环中断,各种反射均已消失。不过,组织内仍有微弱的代谢过程,有时人仍可再活过来。大脑皮质耐受缺氧的时间只有五、六分钟,临庆死亡现象过了这段时间,大脑部分即告死亡;身体细胞、组织和某些器官仍有一定的生活机能。再过一些时间即是“生物学死亡”,亦称“细胞死亡”,各组织逐渐解体,死体冷却、血液沉坠(尸斑)、死体僵直。依照这现象,法医推定死亡时刻。

人何时确定走上死亡的归路呢?

脑干一死,人就不会有自发性的呼吸及心跳了。此人的器官机能可说不再是这个人的整体生命的表现。“医学史中,从未有任何人脑干毁坏而又复生的”。宗座科学院便依据这两点理证而给死亡下了定义:

“当一个人不可逆性地丧失了事例及协调身体之物理和心智功能的全部能力时,此人即是死了”。

“当自发性的心脏及呼吸机能决定性地终止,或者当脑的全部机能不可逆性的终止得以鉴定时,就是死亡的到来”。

宗座科学院承认“全脑死”是死亡判定基准,而鉴定“全脑死”测试最重要的对象是“脑干死”。因此一般通称为“脑干死”。宗座科学院以此为补充基准,几乎只用在意外死亡的个案中。占绝大多数的因病致死的情况,仍然以传统基准,即自发性的呼吸心跳停止来判定死亡。

不过“脑干死即是死亡”这个观念早在一九七六年便已成为教会神学家的共识。主张细胞死亡,或新脑皮质死方是死亡的两个极端主张,在教会内被扬弃。

“无脑儿”可做器官移植的“供体”吗?

无脑儿是胎儿缺少卢顶及大脑半球,但仍拥有部分的脑干,所以仍可自发性地呼吸,虽然呼吸不很有规则。通常无脑儿出生后几分钟即夭折,极少能存活的。宗座科学院既以脑干死为死亡判定基准,因此,明确认定了:无脑儿是活人。为此,在伦理方面没有任何重大争议。对无脑儿施行流产手术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不许直接杀害无辜”。这是天主十诫,是自然律。

大多数无脑儿是“死胎”,就是说等无脑儿自然出生,胎儿早已死掉。天主教极重视婴儿的圣洗圣事,死胎不能领洗。一般孕妇如果知道自己怀的是无脑儿时,通常心理压力很大,非常痛苦。因此神学家建议她们:在胎儿具有“子宫外生活力”时,可以引发人工导产(Labor),使无脑儿诞生;并且立即予以付洗。

至于无脑儿是否可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呢?美国几座医学中心肯定不可杀无脑儿。因此,他们等无脑儿生下来,使用人工呼吸器帮助无脑儿呼吸。间隔一段时间,移走人工呼吸器,看无脑儿能不能自行呼吸。几时不能自行呼吸了。就宣布他们脑干死,摘取他们的器官。天主教的伦理赞成这种进行方式。

流产儿与一般尸体有何不同吗?

在伦理性质方面,摘取流产儿尸体以供器官移植与摘取一般尸体器官的原则相同。教廷信理部《有关尊重生命肇始》训令的第一章第五节说:“人类胚胎和胎儿的尸体,不论是否由于随胎致死,都必须像其它人的尸体‘一样’受到尊敬”。“一样”,就是说,如同许可使用被谋杀的尸体作医学研究、器官移植。所以,原则上,天主教不反对用流产儿作移植。

上述训令又提醒说:“应避免蓄意合谋堕胎,引起恶表。同时,胎儿尸体亦如成人尸体一样,禁作商业用途。”在今天还没有人怀疑,有人会为使某一位病危的大人物获得健康的器官以供移植而杀一个成年人的(电影小说可能有这样的事)。可是由流产儿的身体摘取器官就不同了,因为今天堕胎真是太多、太容易的一件事。期刊不是几次报道过“故意怀孕,为的是堕胎,取用胎儿的器官吗?”

天主教医生应该坚决反对堕胎。但是,别的非教徒医生仍然继续为人施行人工流产手术,而他们“打”出来的胎,天主教医生是否可以拿来施行移植手术呢?一般认为应当视病人需要的急迫程度及治疗成功希望的大小而定。如果情况紧急又无别的尸体,而且很有希望治疗成功。那么,就可把流产儿看成一般尸体“一样”。

至于今天具体的医疗情况到底如何?最常见的是以流产儿略具雏形的脑细胞移植到巴金森病患者身上。但是英国《经济学人》期刊却这样报道:“至今,全世界这种手术大约已实施一百四十次,可惜,几乎所有的手术都没发生作用。”可见移植流产儿的脑本身,对巴金森病患的状况并无很大助益。或许这正可以减缓某些人故意堕胎以取用胎儿器官的歪风吧!

 

有两个肾的该捐出一个吗?

福音的爱德是否要求我们,在医疗条件具备时,为救人一命必须捐献出自己的一个肾吗?

圣若翰说:“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路:3-11)而人都有两个 肾,不是“富有”的人才有两个肾。所以本文要讨论的是:福音的爱德是否要求我们,在医疗条件具备时,为救人一命必须捐献出一个肾呢?

这是活体器官移植问题,而活体移植则是最成功、最常见的个案。其它成双器官的移植很少讨论。因为肺移植的存活率极低,而眼角膜、卵巢等成双器官即使双双失去功能,也不会死,因为没有相称理由要求活人捐增。至于不成双的器官,如心、胰、肝等等,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割除它们会致死,这不仅违反“不许自杀”的神律,也触犯国家的法律,即“医师自活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须不危害生命安全”。

骨髓是通过自然过程而可补充的,不是器官移植,不是“残伤”。伦理方面没有困难,但是也不像捐血那样单纯。再重要的是必须告知捐增骨髓者该忍受的牺牲:全身麻醉,臀部可能会扎上80100针,骨髓液则自肠骨抽取五百至一千CC(《自立早报》,一九九四,一,二二。)然后,让捐增者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自己作抉择。

活体提供器官作移植的神学性质

由活人割除肾,伦理神学术语称之为“残伤”:暂时的或永久的把身体重要生命功能消灭。是属于第五诫的一个问题,常在讨论自杀之后,讲解残伤。医学近年来的发展,使得人可以不毁坏器官,而只阻碍其功能作用的发生。避孕丸便是这一类的,它使适孕年龄的妇女不得排卵,因而不能受孕。绝育是用手术破坏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使排出的卵或成熟的精子无法通过。

天主教认为人对生命无主权;因而对生命本身、生命器官、生命机能的破坏,天主教都认为是相反道德的。这样的观念影响许多国家的法律。我国的刑法处罚自杀的帮助犯(275条),所以自杀主犯更该是犯法的了。除此之外,还有“加工自伤罪”(282条)等等。

医学界对活体提供器官的看法

一九九一年六月,《时代周刊》讨论捐肾者可能有的压力及危险。美国宾州著名的移植手术医生Th.Starzl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停止任何活体移植。他说:“反对活体移植的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捐赠者不完全保险”。严久元教授说:“(由活体作)肾切除并不是小手术,相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中决不会发生意外,手术后一定不会引起并发症。再说,万一日后肾脏有了病变,有两个肾总比一个肾来得安全。几年前,美国一所因肾脏与肝脏移植而享誉国际的大医院,发表一篇统计报告,谓二百三十八位接受肾脏切除术的活人供者中,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七”。

器官移植手术不论是供者或受者,心理上都会感受到重大压力。台北市立疗养院叶芳坤院长极力强调移植前的精神医科检查的必要。从一九七四年七月起,台大医院在作器官移植前,将精神医科检查列为必须通过的检查科目。J.P.Kemph由心理学角度分析换肾与洗肾对供者、受者和他们的家人所受的冲击,他的结论是:“血液透析既没有肾脏移植的效果那样好,可是也没有那样坏。……在美国,一般医生还是选择血液透析(洗肾)”。

此外,今天因着抗排斥药环孢霉毒(cyclosporin)的发明,尸体移植存活率越来越高。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邱仁宗先生说:“在非亲属尸体肾移植的存活率已经提高到与活体亲属肾相当的今天,我认为活体肾的供给不再有任何伦理学的理由了”。台湾第一位肾脏移植成功的李俊仁院长(省立桃园医院,一九八四)也说:“尸体捐肾,……效果和活体捐肾一样的好”。

为了避免器官移植带给供者及受者的压力和危险,科学家构想出只移植“关键细胞”而不移植全部器官。一九九一年九月报道只把健康的胰脏中的Langerhans氏岛细胞团移植到有糖尿病的肝脏内,结果是肝兼有胰的功能,救了此糖尿病者一命。

活体器官移植神学上的重大疑难

张希贤神父说:“从活人身上为他人移植狭义的肢体,如眼目,纵有本人同意且是为了高超的目的,亦似乎不能许可,因为是侵犯天主的主权”。今天对活体器官移植伦理性质最有权威的是A.Regan。他写了两篇很长的文章,完尽彻底地把近年来所有神学家对此问题的研讨予以介绍批判。他说:“为证明许可活体器官移植,理论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O’Donnell也同意:“这问题是器官移植中最困扰人的”。

困难来自天主教神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或说“观”(Vision),一是人对自己的生命、生命器官、生命机能没有主权,只有使用权或管理权。二是人使用生命的范围及合理尺度,神学上称为“整体原则”(pninciple  of  totality):观察身体各部的机能,看出一切一切生命的功能过程都指向此个人的生命完整,也仅仅指着这位个体的生命完整。不能为了国家的益处而处死无辜者,也不许可将无辜者施以绝育。

整体原则由教宗庇护十二世用无可怀疑的学术文词揭示。庇护十二世的最主要的训示如下:

“个人并无权力处置他的存有、器官组织的完整性、个别器官,以及它们的作用功能,除非依照整体组织的益处所表现出的尺度”。“由存在的角度来看,人和身体组合是整体的,各肢体是整体的一部而彼此联系相关;它们是如此地为整体融合,以致毫无自己的独立存在;它们(各肢体)只为整个组合而存在,它们除了这位个体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可以借着身体生命爱别人,为人服务,为国家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优长等等,然而不能直接破坏自己的生命、生命机能。诚然,最高的爱是“为朋友舍弃生命”。神学家说:为人舍生和为人“杀”自己是不同的。我为朋友舍弃生命的意向不是杀自己,能够不死而帮助朋友是再好没有了;我不同意杀自己,也不出命令让人杀我。反之,自杀、残伤是我要破坏生命或器官,医生只是遵行我的意愿。

活体器官移植与人工节育

人对自己的生命、生命机能并无主权。主权属于创造者天主。因此,教会对人工节育和活体器官移植都抱着保留的态度,而对人工节育更是明显地予以禁止。

为什么教会赞成自然节育而反对人工节育呢?由生命机能主权归属的角度来看,二者有天壤之别。避孕丸与自然节育所以能使夫妻行房而妻子不会怀孕的成功关键,在于行房时间是不排卵的日子。然而,自然调节生育不干预妇女月经周期生理过程,只是观察出“不孕期”。但是,人工节育、避孕 用药物造成“不孕期”。

本来,人对这生命的产生过程没有主权,不可处置改变它。就像汽车经过火车平交道,如当时没有火车通过,汽车驶过平交道当然不触犯法律。可是,若当时应有火车通过,而有人先把火车头破坏或在轨道上放路障,使得平交道“开放通行”,这个“开放通行”就触犯法律,而明知故意如此“闯行”平交道更是触犯了。为此,教宗期望二世在《真理之光辉》通谕中,再一次斥责人工节育是内在恶,常常是恶。

懂悟了教会的直观,即人对生命、生命器官、生命机能无主权,许多神学家,甚至一些主教团积极赞成活体器官移植的伦理神学理证就失去了说服力。最为大家使用的理由是“爱”。可是如果母亲为爱儿子可以捐出一个肾,永久地残伤自己的器官,那么夫妻彼此为了爱对方,爱已生出的子女,为什么不可暂时破坏生育的功能而人工避孕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教会训导权对活体器官移植所持的保留态度。一九九一年WHO(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的首届全球器官移植国际会议在罗马召开。教宗应邀致词,非常赞美捐赠器官是大爱,但是他一个字也不提活体移植。下面是他讲话的相关部分:

“人只可捐赠不严重危害或损伤自身生命或个体认同的器官,而且具有适当相称的理由。明显地,人只能在死后捐出自己的维生器官。即使在生前捐出,逝世后方切除其器官,这也是伟大爱情的行为。科学进步使得人可以在死后仍延续爱的使命。有些像似基督的逾越奥迹:(捐赠器官者)在死亡中克服死亡,(在身上)恢复生命”。

实际个案中的结论

教会最高训导权对活体器官移植的态度仅是保留的,没有公开斥责。另一方面,一些主教团和多位神学家都设法“合理化”。这个老百姓的直觉,就是:救人一命捐出成双器官之一,该是好事吧!在这样情况下,结论是A.Regan说的:活体器官捐赠是“足够可靠”的主张。具体地讲:由于肾脏衰竭而产生尿毒症时,尽可能地接受血液透析(洗肾),该知道肾一切除,便一去不返了,即使有了新药也无法使用。洗肾确实无法继续时,尽可能作尸体移植。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作活体肾脏移植似乎可以容忍接受。

 

生命的蜕化

安乐死的问题焦点

教会反对安乐死,但一般人所讲的安乐死和教会所指的是否一样呢?

介绍教会牧者和学者有关安乐死的训诲或学说,心头上比较轻松,因为一般民众较容易了解并愿意接受这些基督信徒的看法;这样为生活在非基督信徒氛围中的兄弟姊妹,在实际行动方面也就不会带来太多的困阻和压力。例如:教会视安乐死为自杀或杀无辜的人。而世人可能只有极少数或根本没有人,主张自杀本身有正面和积极的价值,是一种伦理的善。即使最近通过世界上首次立法的“荷兰安乐死”条文,也不说医生助人自杀是合法的,而只是注明:若满足了一些条件,这种行为不被起诉。法律术语是“阻却犯罪”。

对方讲的是真的安乐死吗?

教会反对安乐死,但一般人所讲的安乐死和教会所指的是否一样呢?我想有大的不同。例如:“脑死”(更正确地讲:脑干死)是天主教可以接受的死亡认定的特例基准,座科学院曾两次公开肯定接受它。安乐死是杀活人;而脑干已死的人,由天主教伦理来讲,是不必也不该继续维持此人的“表面”生命了。

在国内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提供读者了解,人们对“安乐死”误解之深。这是一则有关高雄医学院谢献臣院长认证一纸声明的报道。这纸声明的内容为“在医师判定我已脑死时……请不要用器械延续我的身体状况。”中央日报这则新闻的标题是“安乐死开风气之先”,而台湾新闻报的社论则以“人有死的权利”为题,来讨论此事,甚至,名作家薇薇夫人还特别为此,写了“我赞成安乐死”的方块文章。脑死的人已经没有安乐死的问题了,这一点一定要先澄清。

没有天主教接受的安乐死

教宗庇护十二世曾说:人有义务维持生命及健康,而基督信仰“仅仅要求使用那些不加给自己或他人任何特殊负担的方法”。换言之。教宗许可人停止使用带有特殊负担的维持生命的方法。他这番话常被教外的学者所引用。可能教宗担心会遭到误解,因此,他“斩钉截铁”地重申(法文原文语气确是如此):“这没有任何对病人的生命予以直接处置的意味在内,也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是永远不许可的!”

从庇护十二世到现在,讨论安乐死的人越来越多。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大陆曾于北京举行全国性会议,讨论内容在次年元月二十二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来自十七个省市的专家为这问题又在上海开会。但我奉劝大家千万别把“停止使用特殊维持生命的方法”称为“广义安乐死”、“消极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或称为“天主教接受的安乐死”。因为教宗自己就明确的说:“这不是安乐死”。而且,如果认为这就是天主教所接受的安乐死时,别人又会问:“许可消极的、被动的,为何不许可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

美国主教团制定《美国天主教医院伦理宗教方针》的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说:“任何形式的安乐死都是被禁止的。”法国主教团也声明:“任何情况中的安乐死都不许可”。西班牙主教团详细说明:“这样分类,那样分类,只徒然增添混乱,而使人抓不到问题中心。因此,我们只讲定义,而不再分类了”。他们还特别指出,别让主张安乐死的人,用“死亡权利与尊严”、“慈悲”……等词汇混淆“视听”,扩散分化问题的焦点,这焦点即是:安乐死是自杀或杀无辜的人,是永不被允许的。

划时代的界说定义

庇护十二世的谈话可以说是传统伦理神学的集大成,而近三四十年来在医学的进步与社会的改变下,教会的牧者及学者更看出了“庇护训诲”中,何者是精粹,属于信仰直观的重点;何者依时代变化已不再是研讨分辨的“理解核心”。首先我们来看看安乐死的界说定义与改变。

过去教会内思考安乐死大都是:先分辨维持生命的方法是特殊或是普通的,然后认为拒用普通方法就是安乐死。而今天界说的重心则已放在西班牙主教团讲的问题焦点之上了。一九八0年教廷教义圣经部发表宗座公报指出“安乐死是指: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的‘作为’,意图导致死亡,或作为(不作为)本身即导致死亡。”法国主教团指出安乐死的“作为”、“不作为”是来自大自然的致死原因(如癌症)之外的新致死原因“安乐死是直接引起一个死亡过程,这过程是除了现今正在运行中的(死亡过程)之外的另一个。”

“作为”的安乐死(如注射过量镇静剂)容易看出。“不作为”的安乐死呢?要看“不作为”会不会导致人死亡。美国昆兰小姐是植物人,脑干仍有作用,照理可自行呼吸,不需要人工呼吸器。医生有把握拔掉人工呼吸器而不使人死。所以她停用人工呼吸器的“不作为”不是安乐死。事实上,昆兰小姐用人工呼吸器之后,又活了十年。她从未被停止喂食。反过来说,停止喂食就是安乐死。--谁停止喂食还会活着?如果对癌症末期病人停止喂食(“侵入性”的在内)这也就是法国主教团讲的“另一个”致死因,也算是安乐死。

庇护训诲“时代化”的表达方式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一日,梵蒂冈宗座科学院的学者(包括不少非神学专业的平信徒)讨论了“人工延长生生命”问题。结论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一、有可能康复,就应治疗。二、无可能康复,就不必治疗;但常该给予病人照顾,包括喂食在内。”德国主教团论安乐死的牧函中对康复一词有最佳的诠释。它认为:使用医疗措施之后,病人没有严重的身体的或精神的障碍,就可说是康复了。换言之,身体虽还有不舒服,也许常该吃药,但大部分时间,精神够好,注意力可以放在“爱”(人生目的)之上,而不是只想病痛或常想病痛。

而宗座科学院会议的结论指出:“‘治疗’一词的意义是:在个别的病案中,一切手下可用的和适宜的医疗干预不论其所涉及的技术如何复杂”。

“依据尽可能的预测,如果病患者是在永久性及不可逆性的昏迷中,就不要求为其治疗了;但是一切照顾应该慷慨大量地给予,包括喂食在内。”

“如果临床断定病人有康复的可能,就要为其产治疗。如果治疗没有益处,便可以中断,但仍应继续对病患者的照顾。”“至于‘照顾’一词,指的是:给予病患者应有的惯常帮助,如对任何在危险中的人应该给予的同情以及心灵和情感方面的支持。”

梵蒂冈“宗座一心委员会”对于给临终者的照顾曾说到:“在任何情况下,有严格义务取用那些称为‘最低限度的’治疗措施,即是那些通常地、习惯地用以支撑生命的种种:营养、注射、输血等。中断这些最低限度的措施,实际上,就等于意图结束病人的生命,。西班牙主教团《安乐死一百问》的第九十四问,也肯定了这种说法。不过教会内一致同意:如果喂食不能支撑生命(如病人把饮食本身给病人带来剧痛时,就不必喂食了。

极大同情但小心别滥情

同情,尤其实际行动的同情是非常“基督徒”的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忘掉问题的焦点――许可给植物人安乐死,就是承认“为了善的动机,许可令无辜的人致死,而此人要不要死,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又如何对待老年痴呆者或智障幼儿……?“自愿安乐死”为何不能合法化?北京协和医院艾刚阳医师(邓颖超写信支持他)的话很值得玩味:“安乐死立法是一件危险的事。医护人员的医德,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虐待老人的大量存在,……都很难保证安乐死不被滥用。

临终医护的伦理个案

要不要把绝症末期病患由已断气的死亡状态中“拉”回来?

对濒临死亡者或绝症末期病患的医护工作,屡次会遇到的伦理个案;在许多情况中,已是病人或生或死的抉择的问题。如要不要使用人工呼吸器?要不要止血急救?许可停止人工喂食吗?停止喂食是不是教会斥责的安乐死等问题?

大前提与衡量审度的准则

为天主教人士研讨临终医护伦理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天主颁布的十诫中的第五条(基督教列为第六条):毋杀人。这条诫命禁止自杀与直接杀害无辜的人。纯真、纯善、纯美的天主为了爱我们,而保留给他自己决定每一个人的死亡时刻的主权。信徒该效法基督“服从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斐28)的榜样:不促使死亡提早到来(不自杀),也不要用尽一切心力财力、不顾任何牺牲代价来拖延死亡的到来(不用“特殊方法”维持生命)。这是基督信徒对死亡迫近的最基本态度,也是对生命主宰的最虔敬的朝拜。

“不可自杀”就是天主教讨论临终医护伦理问题的出发点和推理的大前提。因此,谁若主张人有权力选择自己死亡的时刻,也就是说,谁若主张人许可自杀,为这样的人,下面的文字毫无意义。依照理则学的辩证三段论法,如果对大前提没有共识,论辩就该结束,再继续讨论纯粹是浪费时间。

如何衡量审度末期病患医护中对某情况有的反应行动是否合乎伦理,天主教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着重点。教宗庇护十二世说过著名的话:“(为维持生命)仅仅要求人使用那些不加给自己或他人任何特别负担的方法。……这没有任何对病人的生命予以直接处置的意味在内,也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是永远不可的。”有的学者把“特别负担”当作许可或不许可的试金石。例如:持续的“侵入性的”喂食为病人带来特别负担,是特殊的医疗措施,因此,这些学者认为许可不提供这样的喂食。而别的学者则认为不可仅引用教宗的前一半的训诲,教宗后一半的谈话是教会传承一致、毫无争辩的伦理基本原则:人不可直接处置自己的或无辜者的生命,也就是不可自杀或杀无辜的人。停止喂食是安乐死,是自杀或杀无辜的人。

不可自杀和不可杀无辜的人是天主的诫命,是法律,人无权力去改变它。任何伦理主张如果与这条法律不能并立,这个伦理主张便是错误的。换言之,“不可自杀”这条审断准则的价值与神学权威远超过“负担过重的方法可停用”的准则。在具体个案中,首先该问作这行为或作这行为是不是自杀或杀无辜?执行了这“作为”或“不作为”是不是死亡一定发生?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导致死亡”,即教会坚决反对的“安乐死”。

几项享有教会共识的伦理判断

天主教人士个别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着重点虽有不同,但在一些问题上,却都持有相同的结论。本文探讨个案的尺度是看此“作为”或“不作为”会不会导致死亡,它们与病患者死亡有无因果关系。教会宣布的“安乐死”的界说,是判断准则。

一个人确定没有脑干死,就是活人。不使用人工呼吸器,此人可以活下去。著名的昆兰小姐,停止使用人工呼吸器之后,又活了十年才死。相反,一个人脑干死了,人工呼吸器也无法使此人存活。C.Pallis根据各国研究统计的结论是:脑干死者,信赖人工呼吸器维持表面存活现象的时间,最久的是二百十一小时,即不到九天。报载怀孕三个月的妇女车祸脑死,医生用人工方法使她的身体存活到胎儿出生。这大概不仅靠人工呼吸器,应有其它器材如人工心脏。

一般来讲,人工呼吸器的使用与否,跟病患的死亡无因果关联。临终医护不给脑干未死的人使用人工呼吸器,或者把他们正在使用的人工呼吸器,藉“逐渐减量法”停用,是天主教伦理许可的。不给脑干已死者使用它,不只是许可的,而且是应该的,Haering用的字很强,他说,有moral obligation停止使用。

一个人内部大量出血,不停止出血,就会死亡,不论此人是否患有绝症。“不停止出血”与病人之死亡有因果关联。不愿止血,客观地讲,是意图死亡。患有癌症但尚未至末期,内部大量出血,此时应该止血,“不止血”是癌症死因之外的另一个死因。癌症、绝症末期,但未濒死,内部大量出血,要不要止血,是个困难的问题。理论上,不止血仍是癌症之外的另一死因。事实上,如果患者家人要求止血,患者也不抗拒就该止血。止血后,病者多活几天或几周,可以改善或增强对神、人、己的位际关系(安宁照顾的心灵幅度),看来是值得的。然而如果病人坚决拒绝,大概更好尊重病人的意愿,免得使病人忿恨,死得不安宁。

天主教伦理神学主保圣师亚丰索对听告解司铎的指示,可以解释为何要尊重不愿止血的临终者的意愿。他说:“不论有关人的法律或神律,听告解者遇到了不可破的错谬良心时,如果看出,指明某行为是罪恶为告罪人更有害处,就应该让告罪人保持他的主观善意。”

由要不要制止病人内部大量出血这件个案,可以引论出如何审断什么药物或手术为绝症末期病患使用。考虑要不要治疗是假定死亡并未迫近,即两周内大概不会死。因为死亡迫近时,不论什么药物和手术都不必使用了。教廷信理部《安乐死声明》这样说:“死亡迫近时,良心上许可决定拒绝治疗,它们只能带来短暂的、负担沉重的生命延长;但要求一般的照顾没有中断。”

为绝症末期但死亡并未迫近的病患,取用不取用某种治疗或手术的判断尺度,首先仍应看此治疗或手术本身的性质:是不是一般情况应该取用的。如果是的话,原则上就该为这些病人使用。病人主观的感受不改变治疗手术的客观性质。末期病患、死期并不迫近的人可能对任何事物都感觉到是“过分沉重的负担”(安宁照顾能有效且大幅度地减轻这样的感受)。当然有时更好尊重病人的感受及意愿,如前所述。具体地说:病人感冒或感染肺炎,该治疗。普通病症,为了使病人更舒服一些,也该治疗。有的病,不立即动手术,如阑尾炎,病人很快就死,那么就该动这手术。洗肾看来也应该做。总之,具体判断可能见仁见智,动机却都应是对生命的唯一主宰的最虔敬的朝拜,人自己不开启进入永远之门的权利。

急救、复苏是与前不同的个案

“心肺复苏手术”(CPR)在《华欣医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回复心脏搏动与动脉血压的动作”。癌症末期病人或一般患绝症的人如果呼吸停止、心跳停止,那就是真正的死亡到来。呼吸停止、心跳停止是传统临床死亡基准,也是今天通用的法定死亡基准。百分之九十九的死者都可以这样判定死亡。所以,要不要为心跳、呼吸停止的绝症末期患者施行“心肺复苏术”,是要不要把此人由死亡的状况中“拉”回来。而不像上面的个案中的对象仍活着的人:他要死了(大量出血),要不要阻止他进入死亡的状况中。换言之,不给已断气的绝症末期病患施行“心肺复苏术”,狭义地讲,这不触及安乐死的问题,安乐死是把活人致死。

要不要把绝症末期病患由已断气的死亡状态中“拉”回来?DNR(不要复苏)可以为绝症末期病患开这个医嘱吗?伦理学家注意到复苏的对象的基本健康状况大有所不同。对已心跳、呼吸停止的绝症病患施以心肺复苏术,恢复他们的心脏搏动与动脉血压,这是延长死亡,而不是延长生命。他们断气前已进入死亡的过程中。耶稣会士O`Donnell认为心肺复苏术并不会带来短暂的痊愈的希望,或症状的减轻;几时“预后”是没有希望的,心肺复苏术就是教宗庇护十二说的“特殊方法”,许可不用它。此外作家指出,医生应依照病患家属的意愿作复苏,除非病者生前已表示不要复苏。这为我们这个地区是很有益的提醒,免得被控告甚至被殴打。用另一种方式讲,在我们这个地区,医生主动地写“不用复苏”的医嘱要极其小心,一定要先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好。

附带一句话,为猝死者,病因如是心脏病、溺水……CPR真能是救命法宝,复苏者也多无后遗症。大家尽可能地要学会它,也许有机会用它救人一命。

停止喂食更是一个与前不同的个案

癌症或其它绝症末期病患最使人同情的是看到他们多次在手臂、鼻管、甚至胸腔上插着不少导管。可以停止这些人工喂食和氧气导管吗?在美国,因为权威性的“美国医生协会”在一九八六年宣布:停止给植物人人工喂食不违反伦理,引起天主教学者正负的反应。美国全国主教团及一些州的主教团发表牧函,绝大数认为不可给植物人停止喂食。他们少讲绝症末期病人是否可停止喂食。但按照逻辑,应有同样的结论。不许可停止喂食使人饿死、渴死(停止营养水分的必然后果),因为这是杀无辜的人。同样地,也不许可绝症末期自愿停止喂食,这是自杀。

罗马教廷来的讯息不只以植物人为对象,也包括绝症末期和一切患病的人。教宗保禄六世成立了“宗座一心委员会”是协调教会内医疗健康问题的一个智囊团。一九八一年,这委员会由梵蒂冈发表《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致死的疾病与死亡》一书。书中24,题目是《治疗的措施》,以一切病人为对象。其中一段是:“244。必须有的最低程度的医疗措施:即是那些通常地、习惯地用来维持生命的(营养、输血、注射等等)。中断这些最低限度的措施,实际上就等于意图结束病人的生命。”

一九八五年“宗座科学院”以脑死及人工延长生命为题开会。会后发表声明。首先是一个有教训意味的小插曲。这教训是:伦理神学的文字最要明白清楚,最忌讳用带文学味儿的词句使人可能误解。一九八五年声明论到植物人说,确定是永久地、不可逆转地昏迷,则不必作医药治疗,可是(故事这里出来了):“all care should be lavished on him ,including feeding(一切照顾应该慷慨大量地给予,包括喂食在内)”。台湾的一个中文翻译把上面的英文这样译出:“一切看护,连喂饮食似乎都是浪费”。希望没有人因着这句话而死掉,既然教廷说了,看护、喂饮食是浪费,那么就不该浪费啦!一九九二年科学院再次把同一声明印出,英文简明极了:照顾,包括喂食,必须提供。

宗座科学院讲完有关植物人的一段话之后说:“如果临床地断定有康复的可能,就要求为其治疗”。这明显是讲一切病人,因为上句讲植物人是在永久、不可逆转的昏迷中,没有康复的可能。再下一句,是我们讨论的对象,即癌症、绝症末期病患。宗座科学院说:“如果治疗为病患没有益处,可以中断治疗,同时继续病患者的照顾”。如上所述,“照顾”包括喂食。宗座科学院与一心委员会的主张是相同的:临终病患不可停止人工喂食。

新《天主教要理》相关文字是这样的:它也分别治疗与照顾。治疗有时可以免掉。可是“即使死亡已经认为是迫近了,一般的照顾不能合法地中断”。不能合法即不许可。这“照顾”一词,最合情合理的了解,是依照前面所引的两项教廷文献中的意义,即包括喂食(人工喂食在内)。所以,即使在濒临死亡的状况中,也不可中断喂食。

教会内一致同意,如果喂食本身带给病人很大的痛苦,而且病人身体已无法吸收营养(喂食失去本身的作用),此时可以停止喂食。当然,常该如同圣亚丰索所嘱咐的,有时更好尊重病者主观的善意,不论病人是否濒临死亡。

依照教廷的文献,以及多数州主教团的牧函,还有不少的神学家的主张:喂食不是治疗,而是活命的基本需求;停止喂食,任何人(包括植物人)都活不成,一定是致死之因。此外,由饥饿缺水而死是很痛苦的。如果许可这样把绝症末期病人致死,为何不许注射过量镇静剂使他们宁静地睡死?

最后,神学上非常严肃的教会伦理无异议的一个基本原则:“为生命的安全,有一定妥善的方法,不许用不一定妥当的方法”。用神学病人术语讲,不许可在生命安全之事,使用“盖然主义”;即不许依照几位神学家的主张给绝症病人停止人工喂食。


上一篇: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五
下一篇: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三
【公共评论】[目前共有0条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新闻】 [共0条]
 暂 无 相 关 内 容
【相关软件】 [共0个]
 暂 无 相 关 内 容
【相关文章】 [共0篇]
 暂 无 相 关 内 容
【相关教程】 [共1篇]
  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四
聊天室 | 友情链接 | 在线留言 | 网站管理 | 会员注册 | 超级搜索 | 教会日历 
Copyright© 2008-2018 天主教沧州(献县)教区网站
服务义工:xianxiancc 建站时间:2008-9-10
服务信箱:xianxiancc@hotmail.com Powered By:xianxiancc
冀ICP备1600251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