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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天主教沧州(献县)教区网站
 作    者: 金象逵
 发表日期: 2009/1/19 23:41:00
 阅读次数: 6766
 文章标题: 伦理生命伦理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之二
 查看权限: 普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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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生命伦理——天主第五诫的当代省思之二

生命的诞生

不孕症与人工生殖

患了不孕症的教友可否使用人工生殖法来孕育生命?

据联合报今年二月份的报道云:长庚医院试管婴儿试验室提供的项目,除人工受精、Y精虫分离术、试管婴儿及输卵管内精卵植入术外……还有细胞层共同培养法及显微精虫注射法。可见台湾人工生殖的技术已步入先进国家之列了。对于这些方法,天主教的伦理如何看待?而患了不孕症的教友可否使用它们来孕育?这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仁者人也”――最基本的判断准则

如果某种人工生殖法会损害夫妻间的信仰与融洽,或使得出生的孩子缺乏快乐的先天条件,我想任何人都会摈弃而不用它。当然破坏夫妻间的融洽与信任的因素很多。一般人均认为如果有爱,则这些均可避免,爱似乎成了点金石、万灵丹!然而,心理学者却指出:人本能更深的要求是“自我认同”。它是比爱更先该有的要件。心理学大师Erikson就曾有“认同应在亲密之先”这句名言。

人先要能肯定自我的价值,才愿开放自己,放心地跳入位际亲密的未知中。而人要肯定自我的价值则先要意识到:我是谁?我的父母是谁?并且肯定我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个体。至丈夫、父亲的认同则是:我是孩子的父亲,孩子是她的,也是我的,是我们的。中庸云:“仁者,人也”。仁,从人从二,不但自己要活得像人,也把对方当人看。因此自我的认同外,父母与子女间也需要认同。而发展这种“仁”的人工生殖方法便是善,否则是恶。

大众传播文字肯定上述准则

人类衍生的本能是难以抗拒的,今天单身女子不要婚姻,而想拥有自己宝宝的这种行为已蔚为风尚。但是“借种生子”,生出的小孩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种“父不详”的阴影常会笼罩在孩子的心灵上。美国法律要求对捐献精子者的身份必须保密,我国也是这样。《时代周刊》的记者对这样的人工生殖方法提出质疑:“有谁见过一个小孩高兴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二十六版)。由伦理神学来看,自由选择这样的人工生殖方法,生出一个不易获得自我认同的孩子,是严重地违反了爱德。

那么,告知孩子是谁捐赠了精子,是否能减轻孩子的压力?不!一般认为不可能,因为孩子们会问:为什么他不能像一般父亲似的爱我、照顾我?此外捐赠精子者自身也会惹上麻烦。他会想:我对这位“人工受孕儿”有什么道德义务、法律责任?他(她)来找我,认我为父(分享家产),怎么办?如何得到妻子儿女的谅解?男人对已离异的前妻可以不再发生感情,但是“血浓于水”,是自己的骨肉,有自己的某些身体特征的人工受孕儿女,就不易完全视为陌生人了。谈到夫妻间融洽信任,有位记者认为:“如果以丈夫的精液来人工受孕,心理的困扰几乎完全没有。若是以捐赠者的精子受孕,作丈夫的就比较不自然了,往往只在签同意书时露面,然后就让太太自己辛苦了。”

合乎天主教伦理的人工生殖底线

教会内对人工生殖的各种方法的伦理性质并非等同视之,可是它们有共同的底线就是:夫妻之外的第三者不得介入。这也是说精卵必须来自要作人工生殖的夫妻;孕育过程的九个月必须在供出卵子的妇女体内进行孕育。总之,借精或借卵来作人工受孕、试管婴儿、礼物婴儿是天主教牧者学者共同反对的。

“代理孕育”即借用子宫,也不合天主教伦理。因为孕育的九个月的“共生亲密”为孩子与母亲之间的感情极其重要。胎儿由另一妇女孕育,生理方面的亲生母亲(即提供卵者)就缺少人类本能要求的这个亲密,母亲与孩子不易有“仁者人也”的亲情。事实上,多次发生过,代理母亲经过九个月的孕育,对胎儿发生感情,生出孩子后,坚持自己是生母,引出许多法律纠纷。何况,孩子长大后能不能自我认同?会不会快乐?都成问题。而且幼儿需要完全无条件的、热情的母爱以获致对人生基本的信赖与安全感,代理母亲能给他吗?

当然,上述这些现象并非都是绝对的。可是原则上,天主教内不少著名学者,大师级的如拉内、海霖等人,均认为“以父母精卵作人工生殖”仍可以讨论,它不确定是相反自然律,也不是内在恶;如果实在没有别的方法解决非常痛苦的不孕症时是许可的。请特别注意这件事:以丈夫精子人工受孕,完全没有摧毁精卵已经结合的新生命。然而天主教学者一致反对以第三者的精或卵作人工生殖。东正教(信基督但否认教宗首席治权的希腊、俄罗斯教会)的神学家也持有同样的伦理分辨与主张。

医学进步使得捐赠精子失去必要性

所谓“显微精虫注射法”事实上早在三年前就引入台湾了。这是为补救精虫过少或是活动力不足而引起的不孕症。它是把卵子外层打洞,让精虫进入而使妇女受孕。《时代周刊》说:这个方法即使用在精子极端稀少或是精子懒洋洋无活力的个案中,也会产生令不孕夫妻喜乐的效果。需要被捐赠者的情况一般是“无精子症、精子数目极少或死亡精子极高”

其实,不孕症的治疗一定需要使用最新医学发明的人工生殖方法的比率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联合报》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不孕夫妇中,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使用传统治疗方式即可成功受孕”而李@尧博士:《我俩为何不孕》这本书绝大篇幅也都是讲传统治疗不孕症的方法。

严重但不难避免的医治后果

人工生殖方法中,有的会毁坏精卵结合的新生命。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也有的方法在试验阶段,便因失败而导致精卵已结合的新生命死掉。有的则必须产生“剩余胚胎”:为了方法成功,使较多的卵受精,只把其中数个植入母体。天至于其它的“受精卵”要如何处置呢?大概是任他们死掉吧!

梵二大公会议清楚指示:“由妊娠之初,生命即应受到极其谨慎的保护”(《现代世界宪章》51)明知故意地制造出“受精卵”,而又不得不使其中几个死掉,这行为明显地相反大公会议的训诲,大公会议不说“应受绝对的保护”。绝对是说无例外、无条件、无限定的。事实上,即使是成人的生命,天主教伦理也不说该受绝对的保护尊重。举一最简单的例子说明:围攻土匪,土匪把老百姓摆在土匪伙伴的前面。实在没别的办法,而且必须消灭土匪,因此就可以开枪放炮,虽然老百姓会死。

为了避免杀害妊娠之初的生命(受精卵),这是极其严肃的课题,也是天主教生命伦理的另一条底线,从教会刑法讲,这等于堕胎。我们该了解什么人工生殖方法有毁坏受精卵的可能或事实,什么方法没有。赞美上主!医学进步找到了看来没有毁坏受精卵的生命,而且比其它毁坏受精卵的人工生殖手术更成功治疗不孕的新方法,这就是本文开始说的“输卵管内精卵植入术”,它的英文缩写是GFT。好象可以说这是天主赐给不孕夫妇的“礼物”。不过讲起来话长,应该在下一篇,说明此事。

试管婴儿与礼物宝宝

科学家想到把受精卵提早移植到母体内,使它更适应母体的生理组织,这样就有了“输卵管内精卵植入术”的发明,它的英文缩写就被译为“礼物宝宝”

人工生殖医学进步得真快,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了试管婴儿,十五年后的今天,这种医学上的大突破早被视为“传统”,而新的人工生殖技术则已演变到了第五代。前些日子曾有人问笔者:天主教神学家对“侏罗纪宝宝”有什么看法?原来“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中,是有关“纯系复制”的生殖技术。它已成功地把“未绝种的”动物复制出来。一九七八年美国一位科学家说,人的纯系复制已实现了。这话后来证明是谎言。可是他的那本书却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而其附注所征引的科学论着极为丰富,不能说“纯系复制婴儿”(侏罗纪宝宝)全是胡言,而不去讨论。

临床鉴别诊断与伦理分辨准则

“试管婴儿技术”成功率一直在百分之二十上下,好象总是无法提高。它是在实验室内使卵受精,待受精卵发育成二到八个细胞的胚胎时,才移植到子宫内。这时,常发生“着床”(胚胎置入子宫内膜,使其继续成长)不成功的现象,而这就是试管婴儿技术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科学家想到把受精卵提早移植到母体内,使它更适应母体的生理组织,这样就有了“输卵管内精卵植入术”的发明,它的英文缩写就被译为“礼物宝宝”。输卵管内受精卵植入术、输卵管内胚胎植入术第五代则是“精虫显微注射技术”,在上一篇曾经介绍过。

在临床鉴别诊断方面,首先要看接受人工生殖技术的妇女的输卵管是不是双侧都阻塞了?如果是的话,“试管婴儿”是她的唯一选择,因为其它方法都要求至少有一侧输卵管是畅通的。

天主教生命伦理的观点十分坚持精卵必须在母体内结合。因为如果精卵在母体外结合成新生命,依照目前的人工生殖技术水平,这新生命几乎不可能全部存活:不是受精卵分裂不到桑葚胚阶段(morula到此阶段方能移植入母体)即死掉;就是培养了过多的受精卵,而必须将不需要移植的剩余胚胎弃置。依照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的训诲:“由妊娠之初,生命即应受到极其谨慎的保护。”(《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1)“剩余胚胎”如加以毁弃是天主教会绝不容许的。

前面提及的各种人工生殖技术中,礼物宝宝和精虫显微注射技术都是使精子与卵子在母体内结合的,可以说符合了梵二的训诲。而其它三种则必须在极不寻常的场合中,有很重大的理由,再加上专业辅导的赞同,使用时才可能不违反天主教的伦理。现在说明礼物宝宝这个技术。

罗马天主大学医院和礼物宝宝

有关“输卵管精卵植入术”的治疗过程,荣总妇产部专科医师赵湘台教授说:“GIFT和一般自然怀孕过程类似,无道德上的争议。对反对体外受精和对胚胎进行实验操作的天主教徒,也多了一个治疗的机会。”医师的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说它不对,是因为罗马教廷对人工生殖的合法性还有更严格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在非天主教的医院,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说它对,是因为在人工节育上,天主教徒往往没有百分之百地遵行教廷的指示;而事实上,只要他们守好传统神学讲的几条良心规则,即使做了人工节育的行为,法国、奥地利、瑞士的主教团都认为这些教友在良心上无罪。依此类推,天主教徒使用GLFT,满足一些条件,也可能没有过失。

但怎样才能无罪呢?天主教徒使用愿意GIFT,首先一定该与主治医师谈好:不可杀害胚胎。换言之,不可事先多放几对精子或卵子进入输卵管,等到受精卵(新生命)太多时,再毁灭几个。报上说:“有个妇人怀了八胞胎……于是医师照例先检查胎儿染色体,再于怀孕十四周左右施行灭胎术”。虽然一般大医院的医师通常不会使用这种近似“人海战术”的方式,但最好还是要先说清楚。

意大利《基督徒家庭》杂志曾报道一家医院使用GIFT的情形。这医院是“所有意大利的学术机构中,最忠信于教会训导的一座”它描述其医疗过程是这样的:夫妻照常有婚姻行为“可是使用一种措施可以保留一部份精虫”,使精虫不全数进入妇女体内。然后,夫妻立刻到医院,由医护人员把那些保留的精虫筛检,同时妻子进入手术室以进行取卵工作。以后的过程就和荣民总医院做的相同:导管充满培养液,吸入精虫再吸入含卵的液体,把它们一齐注入输卵管的末端,即接近卵巢的地方。精卵在输卵管内结合,慢慢移动到子宫。这医院的做法,值得天主教医院效法,而这也可以完全遵行教廷指示,而带给不孕的父母“礼物宝宝”

教廷信理部长拉辛格枢机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主持记者招待会。记者问:GIFT手术时,夫妇在婚姻行为中使用刺穿小洞的保险套保留一些精虫,以便施行人工生殖,许可吗?枢机回答说:教会训导权还未做决断,医生可依照自己的良心行事,并等待指示。六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未听到教廷反对的声音。但是,一般医院在施行“输卵管内精卵输入法”时,取得精子的方法差不多确定是不让夫妻先有婚姻行为,而仅使用有小洞的保险套以保留丈夫的一部份精虫。那么教友夫妻该怎么办呢?下面的神学推敲中,你将能得到解答。

人工节育是绝对被禁止的吗?

有人看了这个子题可能会想大概笔者写错了,因为我们是在研讨人工生殖,而不是人工节育。但事实上,在教会训导权的神学思考对这两个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简言之,有婚姻行为而不要生育子女是相反伦理的,(即人工节育)。有生育子女的发生却不经由婚姻行为(夫妻房事)也是不许可的(即人工生殖)。

一九七八年的《生命恩赐》训令禁止一切人工生殖,它最主要的论证和明显说出的思考基础是根据教宗在一九六六年的《人类生命》通谕,这通谕禁止一切人工节育。《生命恩赐》说:“教会有关婚姻和人类生殖的训导强调:‘婚姻行为的双重意义:共融意义和生殖意义,是天主意愿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人不能自加破坏。’(《人类生命通谕》12)”“共融”指狭义的肉体结合。训令这样说:“‘如夫妇依人的方式发生适于生育子女的婚姻行为时,正是婚姻本质所安排的,藉此夫妇二人成为一体。’《圣教法典》一0六一条)如此的受孕才是合法的。”

教廷训导权的指示几乎常是原则性的,在具体的生活场合中,还应该根据教会传承内的伦理思考规则订出牧灵的措施辅导。规则之一是“比较更强的”。教会内的训诲有不同等级的权威,正如信仰的真理间也存在着“价值等级”《大公主义法令》11)。禁止人工节育的文献是庄严隆重的,写给全世界人类的“通谕”,由教宗自己署名颁布;而斥责人工生殖的文件则只是“训令”(《教会法》34条)由信理部部长署名,经教宗批准而已。

各国主教团和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认为:在牧灵辅导上,禁止人工节育的训诲是可以有例外的。因此在神学份量上讲,禁止人工生殖的训令更不是绝对的;而且许可有例外的理由应该比许可有例外使用人工节育的理由要较轻微才对。当然它常是在不可毁灭受精卵、胚胎下,才被允许。至于不经房事而取得精子的道德性,绝大多数神学家强调,这位要使用GIFT的先生要完全出自于爱自己的妻子和对子女渴求的父爱,而不是为了身体的爽快,才使精液射出。这就消除“手淫”之所以“淫”的理由:把指向异性对方的性本能转向自我满足。

纯系复制是怎么回事?

“是以身体细胞核来代替卵核。”每个身体细胞都有某生物的全部遗传密码,可是,是在静止状态下。身体细胞核如果进入卵,取代卵核,或者进入受精卵,取代受精卵的核,此时身体中静止的遗传密码就活动起来,终于复制出与原生物(由此生物拿出的身体细胞)一模一样的后代。科学家就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纯系复制将成为普遍的事实。

姑且不论人类纯系复制是否实现,这种人工生殖的道德发誓已为所有神学家一致否定。因为复制出的人,彼此完全相像,极难获致自我认同,也不会快乐,更难达到“仁者人也”的境界。

“侏罗纪公园”电影中生殖恐龙的过程分两步。第二步是刚才提到的纯系复制,而第一步则是制造出有生活力的恐龙的身体细胞,其中最主要的是遗传密码,由DNA合成。如今科学家成功地把四千万年前的蜂和二千五百万年的白蚁的遗传密码复制出。英文《新闻周刊》有关上述影片的科学基础的报道中,最后几句话尤其发人深省,它说:“生命科技潜力极大。影片告诉我们,科学家对自己的发明后果无法控制。所以,我们不可只让科学家独自搞。对这件事每个人都该注意、警惕。”

 

残障新生儿的生或死

――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与牺牲来救活残障新生儿吗?

  新生儿诞生了,如经医生诊断为唐氏症儿(俗称蒙古痴呆症),父母该如何面对?如该婴儿又患有“气管食管瘘”(食管不与胃连接,无法进食)或无“脊柱裂”――新生儿脊柱没长好,使得在其内的中枢神经(即脊髓)暴露,因此极易受感染、伤害,而导致婴儿将来有瘫痪、大小便无法自制、严重智障……等现象。这时父母是否该让婴儿接受手术治疗?尤其后者需在出生后两天内作决定。

面对这些新生儿残障问题,天主教伦理的原则是什么?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与牺牲来救活残障新生儿吗?不管小孩将来的生活如何艰难,也要修正、治疗他的缺陷疾病吗?

指向无限、主权唯属天主的生命

教会内一个对残障新生儿无争辩的基本体认是:只要残障新生儿不被诊断为脑干死,他(她)就是具有“出于神,归于神”的(罗一一36)指向无限的灵魂的人。只有天主握有残障新生儿生命的所有权。为此,直接杀害婴儿构成滔天的罪行;因为在天主眼里,残障新生儿和正常的婴儿同样是无价之宝,在教会传承中,都具有近乎绝对的价值。

家有残障儿,是父母和家人极沉重的负担。笔者绝非在象牙宝塔内说风凉话,或漠视现实生活中,残障新生儿父母的痛苦。天主教源于宗教信仰对残障新生儿的看法,也希望能对养育残障子女的非教友同胞,带来一些安慰和鼓励。我们确信:他们的辛劳艰苦,老天爷一定会赏报的,因为他们是在为老天爷照顾他独有完全主权的宝贝――人的生命。

无价之宝引出的基本原则

是否要养活、治疗残障新生儿的这个问题,由伦理角度来看,这是“非病患本人决定病患者的生或死”;把婴儿饿死,或“在未死情况,交由葬仪社处理”,以及给婴儿注射过量镇静剂,都是直接杀害无辜的生命。动机是不愿小儿一生残障受苦,这是“慈悲杀害”,也就是安乐死。天主教共同承认的安乐死定义是:“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的‘作为’或‘不作为’,意图导致死亡,或作为(不作为)本身即导致死亡”。教会一向视安乐死为一种罪恶。

为了残障新生儿的存活,是否该不惜付出任何牺牲?天主教的答案是中庸的,其内涵得到了教会训导权和学者一致的同意,可是表达的方式却有所不同。以下要介绍一种强调“生命之神圣”的表达方式,而扬弃注重“生命之品质”的说法。

“生命之神圣”是天主教传承的伦理神学的着重点:即任何无辜的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有存活的价值。总不可说某些生命的品质有所偏差、悲惨,就失去存活的意义与价值,而不必予以延续。

“生命之神圣”的主张如应用于本文的主题,则可以如此说:“常应该要挽救残障新生儿的生命,除非‘挽救’将带给新生儿‘过渡的负担’--指体力及心神的长期受煎熬或与死亡的一再斗争,如隔一段时间就该动一次艰苦的手术(下面要讨论实例)。”在此情况下,“挽救”已不是爱残障儿,反而是加给他信仰不要求他一个基督信徒的智能不要求人背的十字架。――如果是“天作孽”,人无法逃避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架,那么便该尽力把十字架的重量减轻,例如改变生活方式或虔诚求主助佑等等。然而,人不该“自作孽”;能够避免,却自发地给自己或给他人扣上这过度的负担,这样便相反了教会的道理。

研讨婴儿安乐死的特殊注脚

衡量要不要“挽救”时,该考虑的重点是:残障儿经过挽救后,未来能够享有一般人的平安喜悦吗?“一般人”,并不是指人生没有痛苦和挫折。曾治疗过十万儿童的美国里根总统时代的卫生署长C.E.Koop曾说:“我的一贯经验是:残障与悲哀不是手拉手的伴侣。我见过的最悲哀的儿童是那些毫无残障的。”“残障不残障都有挫折”。多次我们看残障儿童可怜,而这些小孩却在享受有缺陷的生命的喜乐!因为谁的生命没有缺陷?第一位成功移植心脏的巴纳德医生,在他的一本书中曾叙述一段动人的经历。医院里有个七岁小男生,双目失明、火烧伤了脸的大部分,下巴也被疤痕所崩紧,“真像会走路的怪物”。而另外还有一个九岁小男生,患了不良心脏瓣膜症、小儿麻痹症,“加上骨部裂伤,最近又因骨癌切除右臂和右肩。”他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一辆送菜小车推进病房,送菜人暂时走开的当儿,“小怪物”推了车,而“独臂侠”则蹲在菜车下层,用那唯一的手抓紧着车,用没麻痹的脚踏地板控制方向。“他们做了一场混乱车表演,其它病童大叫大喊”,加油,“结果满地板都是菜盘,病房的修女气得直骂人。”看到这光景,巴纳德写下他心中的感受:“这是两个我见过的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我真要感谢他们,让我了解生存本身就是喜乐。”

在此,笔者完全不认为残障儿不感到痛苦,而只是强调,真心爱残障儿的,是要看、而且只看儿童自己快乐不快乐,这是决定挽救不挽救的最重要关键。要尽量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委屈投射到孩子身上,更要小心别使孩子觉着父母是因着他(她)而这么痛苦,而使其失掉对生命的礼赞。该知道小孩刚在人生道路起跑,他们对生命的企盼期待,跟已快跑到终点的成年人或老年人对生命的感受大不相同。这是研讨婴儿安乐死应有的第一个特殊注脚。

另一个特殊注脚是:在考虑是否挽救残障新生儿时,该想到“新生儿医学”的发展十分快速。例如,“脊柱裂”一九八一年在我国被视为最尖端的医学,首度有专家在荣总作专题演讲。一九九二年,称为“切开子宫”的手术已可以把胎儿拉出子宫来治疗脊柱裂或其它缺陷。一九九三年更进步到“把胚胎所欠缺的遗传基因注入胚胎内”来试验医治因着遗传而有的先天残障。所以,天主教学者都认为“只要有些微乎可能的医疗益处,就不该放弃对残障新生儿的治疗”。假如,避免不了犯错误的话,我们毋宁错在过份的保护生命这方面,而应多给残障新生儿一些时间。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

生命无价面对家庭经济无力

一九八0年教廷教义圣部发表了对安乐死的声明,其中说到:如果“加予家庭或团体过份的经济负担”,也就是可以考虑停止挽救的一个因素。

人的生命无价,怎么可以用金钱决定生死?难道穷人的生命不如富人的生命有价值?教廷声明决不是用金钱衡量生命的价值。而是传统神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爱的顺序”。张希贤说:“爱德不是滥爱,而是有顺序及轻重的”。M.Zalba说:“为救助近人的生命,我们不必冒自己生命的危险或承担可比拟生命危险那般的财物损失。”为挽救新生儿,如果必须使全家生活濒于崩溃,借高利贷,其它子女被迫辍学,……此时,父母可以不必挽救残障儿,而只需“照顾”,包括喂食。

具体个案的辨别分析

唐氏儿的个案不很复杂。国内外许多研究报道,都肯定唐氏儿能够度快乐的生活。“唐氏证的孩子非常善良、纯真,……没有暴力倾向,不会为非作歹。……对爱的回馈特别强烈,(在英国)许多认养人都指定要收养唐氏儿”。此外,今天辅导唐氏儿学习的方法已有很大进步。一是早期激励婴儿用脑。二是使用完全不怕单调、重复的计算机帮助唐氏儿学习语言。联合报曾报道云:“唐氏症台大惊人疗效。智商九十突破文献记录”。国语日报也有译文说:已长大的唐氏儿在父母过世后,可以“集体居住在有专人督导和作饭的地方,白天云就业。”

单纯的唐症,是不应弃之不顾的。如果生下唐氏儿,又带有“气管食管瘘”、“食道闭锁”、“十二指肠闭锁”,虽然比较复杂,但在神学上却无争辩。因为这三种病或类似的病虽使婴儿无法依常道进食,然而医治手术不难,而且级少不成功的。天主教学者都主张应动手术,不可因为手术成功后的婴儿是唐氏儿而放弃治疗,使婴儿死掉。

“脊柱裂”抢救的时间越早,小儿瘫痪及智障的程度就越轻微。美国有“脊柱裂协会”的组织,成员约三百多人,都是幸运及时治疗的脊柱裂患者,他们几乎都创造了自己的成功生涯。脊柱裂是新生儿的脊柱没有完全把脊髓――这重要的中枢神经裹在其内。骨髓由漏洞流出来。脊髓易感染受伤害。如果把漏洞补起来,流不出来的骨髓液会影响头部,造成脑积水,对脑神经威胁大。这时该用单方向的活塞植在脑内。使液体经血管流回心脏。这一切在婴儿生下二十四小时,或晚至四十八小时内治疗,婴儿受害最少。延迟治疗。能导致严重的瘫痪和智障。

伦理上的问题是:如有可能及时治疗,就应治疗。小儿将来的生活会有“一般人的喜乐”。对此点,天主教学者毫无异议。然而,一旦迟延挽救,此时将面对一个两难:不挽救,小儿很快会死,挽救,很可能小儿的未来会像植物人一样的极度严重残障。多数天主教学者认为此时不必挽救了,仅给予一般的照顾就可以了。“无可能康复,就不必治疗”。成年人知道在动手术后,很可能成为植物人时,也可以拒绝动手术,这是教会的道理。上述脊柱裂的个案是:小儿一定会变成植物人,因此不挽救他,是为了不要加给他过重的生活负担。

至于“坏死性大小肠炎”导致新生儿严重的内脏缺陷。一九八三年McCormick认为这是不必挽救的一个例子。北京医科大学几位名医也抱持同样的主张。由于罹患此症婴儿,肠子已大部份被割掉。很可能一生不能如常人般进食。纽约市婴儿医院曾把导管接在婴儿上腔静脉上,用小帮浦不断把液体食物打入婴儿体内,希望婴儿还存有的那短短的肠子能发生作用,可以吃一些普通食物。小孩子活了相当快乐的三年之后才死。所以笔者认为挽救才是正确的抉择。

早产儿带来不少伦理问题,可是在早产儿基金会爱的笼罩之下,“生存及以后正常发展的机会均是很好”。至于8三染色体症和失去治疗机会的苯酮尿症带来的生理缺陷,不应放弃挽救。而1318三染色体症的罕见个案,各家的意见分歧。而偏向于挽救生命的主张,也不只是天主教的看法。《健康世界》月刊社社长林国煌工程师就曾义正词严地宣称:“人类最高的道德原则是要照顾残障的同类。”

 

生命的过程

人体试验与胚胎研究

为了促进医学进步或团体公益而不是为了治自己的病,可以接受人体试验吗?

人体试验分两种:一种是以治疗受试验人为主要目的,此人的病用一般治疗药物或方法已经不发生疗效,现在要试用新的、不确定十分安全的方法。另一种人体试验则是多次用在健康人身上,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的医学知识,拓展医疗科技的领域。

由天主教生命伦理观点来看,第一种试验的问题在:人可以冒生命危险吗?第二种是有关个人生命与团体公益二者的价值孰先孰后的问题。后者近年来更蔓衍出教会内极敏感的个案:人体试验的对象是胚胎,甚至是受精卵。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人类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了;而在成功之前的试验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受精卵被毁灭了?前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上任的第三天就废除了里根总统对胚胎研究的禁令;不久,他的政府更推出令人讶异的胚胎研究草案,建议许可为研究而“创造”胚胎。――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只许可对试管婴儿过程中的“剩余”胚胎进行研究。在天主教生命伦理中,受精卵、胚胎怎能许可当作试验的对象呢?这样的试验失败,受精卵、胚胎一定死掉。“极其谨慎的保护”在哪里呢?

以“知情同意”为枢纽的研讨探索

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发表了以人体试验为主题的演说,指出受试验的人同意是进行人体试验必要的先决条件。然后他就作为受造物的人在表示“同意”时有何限制?无行为能力者应由何人代作同意?国家政府能强迫公民作出不情愿或是被误导的同意吗?医学知识进步要比人的自由完整更为重要吗?等问题一一加以分析。

有三篇世界性的医学文献都指出受试验者的“知情同意”是使试验合乎伦理不可或缺的条件。首先是《纽伦堡典章》,在审判纳粹医生毫无人道地以集中营囚犯作试验的罪行之后宣布的。其次是世界医学会在芬兰首都发表的《赫尔辛基宣言》。第三是这份宣言在一九七五年于日本作了相当重要的修订后,再次宣布的。

一九八六年台湾公布的《医疗法》有关“知情同意”的规定实在太简单、太容易导致医生妄用法律加给受试验人完全不合理的折磨。难道立法者不知道国际通用的上述文献吗?为何不参照李圣隆律师的《病人权利条款》呢?其中第五条条文是“对于具有危险性的医疗或用药以及实验性医疗行为,应该在事先向病人明白说明详情、危险性、可能的结果,使病人于充分了解后,有表示接受或拒绝的权利。”而《医疗法》第五十七条仅说:“教学医院施行人体试验时,应善尽医疗上必要之注意,并应先取得接受试验者之同意。”第五十六条规定非教学医院不得施行人体试验。

《纽伦堡典章》第一条说:“接受试验的人自愿同意是绝对本质必要的。”一九七五年修订后的《赫尔新基宣言》的一之10真好似特别为最害怕触怒医生的中华子孙写的:“在设法获得对试验计划之知情同意时,医生应特别小心慎重,如果受试验人正处于依赖此医生的状况中,不免同意会受到胁迫。在此情况下,取得知情同意的医生应是不作试验的,而且完全独立于上述依赖状况之外的一位。”学者说“知情同意”一词是在此文献中首次成为通用名词。

接受人体试验的同意有何规范

为治疗自己的疾病,在没有其它更妥善的方法时,可以冒残伤一部份肢体或器官功能的危险而接受人体试验。这是根据“整体原则”:人的部分身体为整个人而存在。一个结论是:不可残伤这整个的“人格”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的意志自由。根据庇护十二世的这段讲话,一九五九年美国、加拿大《天主教医院伦理守则》制定了下列几条:“脑叶切割术”或类似手术是否合乎伦理,以病人整个人的福利为决定因素。使用催眠术时,要对病人的隐密权予以适当保全。使用心理分析,应避免泛性主义,此外即使“实质的罪过”也不可建议病人去做(笔者按:即劝病人作一件客观相反道德的行为,而同时,或来自病人之无知,或由医生的怂恿,病人主观也不认为有罪。)。

为治疗无完全能力作出知情同意的人,其代理人也应守上述的伦理规范。

为了促进医学进步或团体公益而不是为了治自己的病,可以接受人体试验吗?这个问题和“活体捐献器官为帮助人作移植手术”有着同样的性质,都来自一个近代教宗一而再强调的直观:人对自己的生命,器官,生命机能并无主权,而只有使用权;使用时,应使肢体指向、而且仅能指向个人整体的福祉。教宗庇护十二世说:“个人的具理性灵魂的存有,并非以社会利益为指向,相反,团体是为个人”。一九九三年台北耕莘医院出版的《健康照顾伦理指南》,讲到人体试验的原则说:“有些功能是绝不能被牺牲的,除非是为促进个人的整体功能;人类基本机能也不可被牺牲,除非为保全本身的生命。我们不是自己肉体的主人,只是管理者。”

具体情况中,可依照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美国主教团公布的《天主教医疗服务的伦理宗教守则》来判断是否可仅为公益而接受人体试验。――这种试验学名是“非治疗性试验”。守则第三十一条说:“有关非治疗性试验,代理人只有在试验对受试验人不会产生重大冒险时,方可表示同意”。成年人,包括作试验的医生在内,知道试验并不会带有重大危险时,可以为了公益而接受试验。如果可能有重大危险,而医学试验会产生为人类健康很重要的良性结果,而这结果并没有其它方法可以试验出来。此时,如同讨论活体移植的具体判断时一样,看来是许可自愿接受这种人体试验的。如果试验很可能有导致死亡的危险,依照教宗的训诲,确定是不可以接受这种试验的。

.“向胎儿剜肉治病?”

根据报纸,首次以自然流产的胎儿的肾上腺髓质细胞移植到两位患有巴金森症的病人(男五十岁,女三十五岁),是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二日,由墨西哥城的一位医生施行的。《联合报》记载报道相关的新闻时,用了“向胎儿剜肉治病”这几个字。笔者引用了这新闻标题,因为觉得它道出“胚胎移植”的无掩饰文词的真相。这篇报道也透露出当时台湾已经有医院悄悄从事的几项胚胎试验。

另一项划时代的移植手术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的法国里昂。治疗的对象是仍在母胎中患有严重免疫缺乏症的三十周大的胎儿,而著名的美国“气泡男孩”达味,便患有类似的遗传症,而他活在气泡内长达十二年,直到一九八四年才死于休斯敦。现在法国医生决定在胎儿尚未离开母胎时就予以治疗。医生由两个因堕胎而得来的胎儿,从他们的肝及胸腺抽取出免疫细胞注入患病的胎儿的脐带内,看来效果良好。这是医学史上首次移植胎儿细胞到另一胎儿内。

上面的两项手术,由天主教生命伦理观点来看,是由尸体移植。在本书,一八七页,有教廷圣部的训令和极稳健的伦理神学家的解释,他们都认为原则上流产儿的身体与一般尸体相同,作移植手术器官来源是许可的。现在要讨论把流产儿的脑细胞移植到病患者身上,那是非常不同的个案。台湾迟早要引入“胚胎研究”的立法程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个案之间的伦理性质差异,方能与教外学者作理性冷静的讨论。

由胎儿移植非脑细胞是假定胎儿已死。而死亡的标准之一,即脑干死,是天主教接受的。然而,由胎儿移植脑细胞,是假定胎儿脑细胞仍活着,因此胎儿是活胎儿。一位医生描述如何取得的脑细胞:“把胎儿的头移动指向子宫颈,由人工张开的子宫颈,把胎儿的头盖钻洞,吸出脑细胞,立即冷冻,此时胎儿再打出母体外。……脑的体素必须是活的、母体外可活的新鲜的。”这不是由尸体移植而是借着杀死胎儿而取得脑细胞,是堕胎本身。

使用胚胎组织移植为医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它生长迅速,而且或许是它的细胞尚未‘设定’应排斥外来物质的程序,它不会有一般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看来是越来越多。全面反对这样的手术,不只会生出反面效应,而且也不符合生命伦理提供的真理。对杀死胎儿方能取得脑细胞的作法,是天主教无法接受的。报载,由接受脑部手术的女童,取下一些脑细胞,在实验室培养,成功地存活了,而且“这些细胞经三年半测试后,确定为正常脑细胞,而且细胞链可任意延伸,制造出成千的新生代。”希望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很快的进步,有一天我们可以向主张使用胎儿脑细胞移植的人说:“已有人工培养成功的脑细胞,不必藉杀生命来救生命!”用脑细胞试验治疗的病患是极值得同情的,如巴金森氏病、老年痴呆症。但是“不可作恶为得到善果。”

胚胎研究:法律与伦理的冲突焦点

为了医治不孕症、遗传疾病,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兴起新的医学科目:胚胎研究。不少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来管理它,因为这不像一些别的科学研究,“胚胎”已经是有着特殊价值的生命,不能把这生命看作白老鼠的生命可以相当随意地予以处置。这是所有政府、学者的共识,尽管他们不接受天主教对受精卵极其谨慎的尊重保护的主张。

本文开始讲过克林顿总统的政府,建议许可只为了研究而特意使精卵结合,根本无意使受精卵自然发展为胚胎、为胎儿,最后诞生婴儿。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的选举,民主党惨败,主张维护生命的候选人当选的很多,在众议院增添了四十席,在参议院则增添五席。克林顿于是下令,只许联邦政府补助用剩余胚胎作研究:至于只为研究而“创造”胚胎者,则不得享有政府的补助费用。其它对胚胎研究有法律管理的,政府也只许可以人工受孕所多余出来的胚胎作研究。

英国政府对胚胎研究法案非常谨慎,先有举世闻名的Warnock报告,再有《十二国胚胎研究法律汇编》出版。这些法律与上述报告有一个共同点:除了只许以剩余胚胎作研究之外,也规定作为试验对象的胚胎生命不得超过十四天。

天主教的官方立场非常坚定清楚。最严厉的法令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教廷的一项声明:法律上,在实际生活中,毁灭受精卵(即精卵结合的最初一刹那的生命包括在内)就是堕胎,要承受教会法律中对堕胎者所有的一切措置。胚胎研究常有可能毁灭受精或胚胎,教会官方立场是:“即使本身崇高,对科学、对其他人或对社会都有可见的利益,也不得以活胚胎进行试验。”

另一方面,教会允许对“何时胚胎赋予精神体的灵魂”的问题,天主教学者有主张不同意见的自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教廷教义圣部颁布《有关堕胎之声明》,附注十九,是为作神学研究的人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每个字都应该仔细推敲。《铎声》译文附注阙如。现在照《铎声》的拉丁文原文直接译出“附注十九”:“本声明特意地不谈‘何时赋予精神体的灵魂’这个问题。有关此点,传承并不一致,现今学者仍是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是在受精的那一时间,有的认为至少在‘着床’前是不能发生的。……这问题是特属哲学的,本声明的伦理论断在任何方式下都不依赖它。”

“精神体的灵魂”指不死不灭、来自天主也必然指向天主、主权属于天主的魂。有了它,人的生命才是该“极其谨慎予以保护的”。用更术语化的话说,有了它,人才是“PERSON”。.

何时赋予此魂?教廷声明指出今天教会内学者有的主张:一、在精卵结合时;二、在着床之前不能。因此,在二的情况下,有两种可能:(1)或在着床时,(2)或在着床后。千千万万请注意:教廷声明没有讲三个主张谁对谁错。

教会坚决反对堕胎,而且认为毁灭精卵结合时的生命即是堕胎,跟主张“何时赋予精神体的灵魂”没有任何方式的逻辑因素关联。教会内一致承认受精卵是极其珍贵的生命;不可阻止这生命的发展,一定要使其诞生为和你我一样的人。阻止这生命发展,至少严重违反了爱德。

“着床”即受精卵、胚囊植入子宫膜。这段过程要十四天完成。一般立法以此时的生命为不可侵犯的。教会内也没有这样主张的学者。教徒与非教徒在这一点上有可能彼此沟通接受吗?

 

保护智障者免受性侵袭伤害

女性智障者不容易或不能按时服用避孕丸,因此,该如何保护智障者免除性侵袭的伤害呢?

本文的智障者指的是女性。免受性侵袭伤害,则着重于如何避免因受强暴而怀孕,而不论及不幸怀孕后该怎么办。最后将简短地讨论,是否可将连续强暴犯予以结扎或绝育。

强制结扎与绝育

女性智障者不容易或不能按时服用避孕丸,而子宫内避孕器或诺普兰是不是百分之百有效也还不完全确定,因此,讨论到如何保护智障者免除性侵袭伤害时,一般舆论多偏向于强制结扎和绝育。

“结扎”是把输卵管(男性相对的是输精管)切除或捆绑。“绝育”医学的意义包括结扎、卵巢根除和子宫切除。传播媒体报道多次避免使用“阉割”这两个字,逐渐缩小了“绝育”的范围,而狭义地指卵巢、睾丸或子宫的割除。例如:“中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说:‘为了控制大陆人口,必须把智障者强迫实施绝育手术。’”报道的大题是“大陆智障者将被强迫‘阉割’”。

结扎、绝育的生理、心理性质

结扎手术把输卵管切断或捆绑起来,使得由卵巢排出来的成熟的卵,不能通过输卵管到达子宫。因此,经由性行为,男子在女子阴道所射出的精液也不得通过,不能与卵遇合,自然不得受精使女子怀孕。

其实除了卵和精子之外,卵巢还分泌重要的荷尔蒙,即雌激素。这些荷尔蒙直接进入血液,并促进身体的重要功能。这些内分泌素为男人女人的“次性征”的产生及保存是必要的,而且对情绪也有很大的影响。停经妇女和被阉割的男人有许多问题便是明证。

女子卵巢分泌的荷尔蒙,尤其是黄体脂酮,主要功能是促使子宫内膜腺性增殖、黏膜肥厚,准备受精卵着床。女子如果没有怀孕,子宫内膜增殖物就排出体外,即是月经。卵巢切除后,此现象不出现,因此也就没有月经。

子宫切除后不能怀孕也无月经,这与卵巢切除有的效果相似,而且也有可能产生心理上的后遗症。台北市立疗养院的杨庸一医师说:“在子宫切除手术中,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先生也常会因太太的开刀而产生情绪困扰,……症状约有百分之二十属于阳萎、易怒、抑郁及抱怨他娶了一个只能算是半个女人的太太等等。”但这些后遗症常被忽略。同样,子宫切除手术也带给女智障者心理伤害。仁爱医院吴维峰医师说:“如果是对子女仍有关爱之情的父母,应该考虑到‘性’也是智障者的心理需要及动手术摘除子宫的心理伤害。”

强制智障者结扎的伦理性质

教会禁止直接绝育,许可间接绝育。因此先要了解什么是直接的绝育手术和什么是间接的。教宗庇护十二世说:“割掉患病的卵巢,其必然结果当然是不能生育。但这种绝育人可能无意把它作为目的或手段”。这是教会的许可的间接绝育;可是如果把“不能生育”当作目的或手段,就是被禁止的直接绝育。为了避免因强暴而怀孕,将智障者结扎,这个手术明显的是直接绝育,因为它的目的是使其“不能怀孕生育”。

直接绝育在伦理神学中,遇到难以克服的阻碍。庇护十二对直接绝育清楚坚决的斥责,他说:“直接绝育不论作为手段或目的,都严重违反道德,……任何直接绝育,无论是永久或暂时性的,无论施之于男或女,按自然法,是不许可的,连教会也无权免除。”

“恐怖个案”帮助神学家思考

教宗的话是在一九五八年讲的,过了两年“恐怖个案”发生了不少。那年六月,非洲比利时属地刚果独立,但却发生了极大的动乱,一些修女遭到乱民的强暴,于是伦理良心个案问到罗马:“为了避免困强暴而怀孕,修女可以服用避孕丸吗?”当时在位最受教廷重视的伦理神学权威一致给予肯定的答复:“许可”。这三位神学家是教廷“会议圣部”的秘书长P.Palazzini和多次为教宗撰写婚姻教义演讲辞的F.Huerth,以及日后代表教廷主持《人类生命》通谕发表记者会的F.Lambruschini

面对这恐怖个案,大概谁也都会作同样的答复,这是直觉或直观。然而,为什么许可,却不容易有清楚而使人心悦诚服的理由,三位大神学家也是如此。他们的理证引起一些人的驳斥,这些人主要的反对理由是:为了避免因被强暴而怀孕,服用避免丸,使女子暂时停止排卵,这是直接暂时绝育。无人可否认这一点。

最后,M.Zalba找到了解答,免得天主教伦理神学必须支持完全不通人情的主张,(恐怖个案中仍禁止服用避孕丸,不是太讲不通了吗?)这位耶稣会士的解答发表在额我略大学的期刊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一九七九年,教廷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的《人类生命》通谕十周年特刊上,特别又刊登了他的主张,这表示教廷接受了他的解答。

Zalba的理证,用一九六八年《人类生命》通谕的文字来讲最容易了解。为何不许人工节育呢?通谕说:“教会多次讲的这端道理,是建于天主所定的不可分的关系上,而人不能随意切断夫妻性行为的两种意义:结合的意义和生育的意义”。结合是指因夫妻之爱而有的婚姻行为。“二人成为一体”。婚姻行为表示夫妻二人彼此无保留的奉献与接受。如果愿意享受婚姻行为,却故意用人工方法阻挡婚姻行为另一意义的发生,而使之不能生育,这是破坏天主的计划。

强暴毫无结合意义在内,只是单纯生理的兽行,当然被害人可以用人工方法阻止兽行的自然结果,即怀孕。有结合,则不可阻止“生育”;既然根本不是结合,当然可以阻止生育。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教廷信理部寄给每位主教一封讨论结扎的信,标题是“任何绝育”。其中用字谨慎,绝育是恶,因为它“故意剥夺自由选择的性行为的本质因素”。

避孕强暴受孕,结扎可,阉割不可

智障女子缺少保护看书的能力,因此“三教九流来才不拒”(《常春月刊》,一九八八,三页,三四);而她们中偏偏有的“长得很漂亮”、“亭亭玉立”(《联合报》一九九0、十、二六、十三)。如果没有的方法能有效地保护她们避免因强暴受孕,就许可她们结扎,但不可作卵巢或子宫切除,因为这阉割手术有害于婚姻生活与情绪的稳定。智障者有结婚的天赋人权,事实上,她们更需要爱与被爱的体验。

天主教婚姻诉讼法律判例,认为智商不到八十,就缺少度婚姻生活的能力。这是法律上的“推定”。而根据《Lancet》报道:“重度智障者,即智商在五十至七十之间(允许标准离差十五),是百分之二”(一九七五、八)。可见智商在八十以上的智障者占的比率很高,而这些人教会法官并不把他们认为是《教会法典》说的无能力度婚姻生活的人(一0九五条)。所以,原则上我们不可阻止这些基督的最小姊妹们结婚。

强暴犯予以“去势”是否可行

去年春节前后,台湾发生了强暴犯获得假释后又犯案,引起妇女团体要求“强制诊疗”强暴犯,甚至予以阉割。美国阉夫案的女主角最近被判无罪,而且今年四月十八日美国《新闻周刊》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九的人赞成将连续强暴犯予以阉割。甚至英国圣公会编印了讨论“绝育”的一本书中也提到,多玛斯曾主张政府有权把罪犯阉割。当代天主教学者虽认为阉割阻止性犯罪并无大的效果,但原则上仍同意圣多玛斯的主张。

事实上,阉割将增强犯罪人的情绪不平衡与敌意,有时反而使这些人寻求刺激以求报复的可能性更大。我国昔日的宦官中有不少人在性方面作恶多端,便是证明。也许正是为了阉割阻止犯罪不但无效,甚至反而有害,因此我国在隋朝就废止了“宫刑”,但仍然保留了身体刑及死刑。

自隋朝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废除宫刑,迄今已一千四百多年,我们的老祖宗再也没有恢复宫刑。看来,宫刑为“维护社会公益”并没有效用。维护社会公益正是天主教伦理判断某刑罚是合乎道德的衡量尺度,新《天主教要理》中便清楚地这样推理。因此天主教伦理认为,在原则上政府有权把强暴犯阉割――既然政府有权力把罪犯处死。――但在现实生活中,强制连续强暴犯去势,今天不为天主教所赞成。

想讨论爱滋病吗?

十二年前没听说过的疾病是怎样出现,并快速地蔓延到全球各地的呢?

“爱滋病”最近成了全省的热门话题,连电影院也播放防治爱滋病的公共宣传短片。而身为基督信仰“见证”的我们,该怎样来谈这件事呢?相信大家都听了,也看了不少有关爱滋病的报道,但生活忙碌,大概无暇将资料记下来,而讨论时,尤其是公开谈论,最好有准确的根据,并有文字出处。为此,本文首先要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介绍教会的看法,最后再对爱滋病带来的伦理问题,简单地解释。

恐怖神秘的疾病

感染爱滋病的人,称之为爱滋病病毒带源HIV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带源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甚至不知自己已感染病毒,但“借助于性关系,或借着含有被感染细胞之血液”却能传染给别人。如带源的母亲经过血液,把病毒传给胎儿。

这疾病于一九八一年首次被确定为“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英文《人口报道》一九八九,九页三。此学志资料丰富、可靠,本期引用的文献共四九六条)它的传播速度十分惊人。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一九九二年一月世界共有一千一百万的成人及一百万儿童带源;一百五十万人已发病,且进入最后阶段。由感染病毒至发病平均为十年(英文《全球爱滋新闻》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四页)。

为什么十二年前大家才听说的疾病,如今竟会泛滥到近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呢?“两位受尊敬的英国医生甚至推想:这种病毒生于一颗彗星上,是一声大雨把它冲到地球上来的。”(英文《新闻周刊》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八页)这样的臆测正凸显爱滋病的神秘性。

让人更不敢漠视爱滋病的另一理由,则在于它的恐怖。前面所提一九八九年的《人口报道》同期同页中说:“从未听说过感染爱滋病病毒以后,还能恢复健康”。三年后的七月,在荷兰召开的第八届全球爱滋病会议中,对爱滋病的治疗也未曾露出些微的“希望之光”。《时代周刊》这样写道:“整个会议的气氛是郁闷,反映着十年来的挫折,失败、日益增多的悲剧。……没有预防方法,没有希望治好病人,连如何诊治也无共同途径。”(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十六页)

被冠以“医生”的周永刚先生返国接受访问时,也冷静地指出:“如果能使爱滋病如糖尿病般地获得长期控制,就已是了不起的进步了。”(《中央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三日)他的“集中混合疗法”如果成功,当然是中华儿女的莫大光荣,但一些报纸的热闹报道和周医师的冷静正好成了对比,本世纪结束前,能否找到治愈爱滋病的方法,显然并不那么乐观。

爱滋病认为担忧的另一理由,是罹病者大多为青壮年人。美国到一九九二年底共有十七万一千八百九十人死于爱滋病,其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岁(《新闻周刊》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八,三十八页)。

而台湾的情况到底如何呢?今年三月份的《光华月刊》载有卫生署在一月十九日发表对爱滋病的统计,可惜不说明带源者和死者的年龄。但我们自报纸上的零星报道,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死者及带源者也以青壮年占大多数。如:陈大哥三十八岁已(《中国时报》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王伟二十九岁已发病(《中国时报》同年三月三十)晓樱(雏妓)十六岁,濒临死亡(《中国时报》同年三月三十)。台湾带源者四百三十六人中,十到十九岁共二十六人(《联合报》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同一天该报还有一则二十岁出头的爱滋夫妻的消息。

爱滋病的暴涨

十二年前没听说过的疾病是怎样出现,并快速蔓延到全球各地的呢?深受《时代周刊》所推崇的第一位隔离出爱滋病病毒,也是当今爱滋病医学的最高权威孟塔涅先生说:爱滋病病毒早已潜伏于非洲。它的发作需要一个“共因素”(一名叫mycoplasma的菌类。孟书,一0六页)。七十年代美国的性爆炸,使许多人体内产生了这种菌类。经由旅行,这菌类被带到了海地共和国;另外,有些人则也将非洲的爱滋病病毒带入西印度群岛的这个黑人共和国。微生物的遇合,爱滋病病毒便由静止状态“活化”起来,终至不可抑制(《新闻周刊》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十八至二十页)。

另一种学说是由进化论观点来阐释爱滋病的暴涨现象。“适者生存”是一切生物遵行的规律,爱滋病的病源是“病毒”;病毒自己不能繁殖,必须借着别的生物来繁衍。爱滋病病毒最喜欢寄生的生物体,是人体内免疫系统的一种细胞。假若它成功地进入此细胞,便潜伏在内,待“时机”到来,便大肆猖狂,破坏此人的免疫系统。

这个“时机”到底指什么“P.Ewald的学说认为:一切生物都努力繁衍后代,而且多多益善。爱滋病病毒如果发作,而导致宿主死亡,病毒也无法存活,这就相反了进化定律。但若病毒有途径迅速传布,即使发作起来,而使宿主死了也没关系,因为病毒早已传到许许多多别的宿主身上了。

爱滋病病毒“只经由性活动和血液、遗传传播”,在纯朴的农业社会,性活动和静脉注射毒品受到约束,然而随着都市化的到来,性爆炸、性革命在欧美盛行,于是病毒传衍的途径增加了千万倍(台湾发现的第一位带源者拥有上千名不同国籍性伴侣的男性。见《中国时报》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病毒就“活化”起来,而蔓延到今天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一个案也值得深思。它是哈佛大学研究小组在塞内加尔,对一组妓女作追踪调查六年,发现了那些带源(HIV2)者并未显出任何症状。塞内加尔是亚非的一个人口流动少,且与外界隔离的国家。相反地,在较都市化,受传统约束少的象牙海岸,带同样病毒的人却发作成致死的爱滋病病患。(《新闻周刊》同前,四六页)这个进化论的爱滋暴涨理论是美国的P.Ewald和法国的M.Grmek共同发表于同期的《新闻周刊》四二――四八页。

教会关切爱滋病的蔓延

德肋撒修女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在纽约市成立专门照顾爱滋病病人的医院,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基督信徒对爱滋病病患的关爱。这些年来,许多主教也会发表牧函,鼓励教友帮助爱滋病人(《美国加州主教团牧函》中译,见《普爱月刊》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月)。教宗的几次训话也以爱滋病为主题。

最重要的是由教廷“医疗事务委员会”筹备,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梵蒂冈召开的“国际爱滋病会议”。此次会议有来自八十四个国家的一千二百多位代表参加。纽约枢机主教奥高纳尔于开幕辞中,表达了教会对爱滋病的基本态度。他说:“千千万万不要想爱滋病只是在医疗科学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错误;它是人类行为的疾病。”(会议报道见《三十天》月刊,英文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四――三十八页)。

去年十二月二日《联合报》刊载了下面一则消息:“世界爱滋病日各地活动的一致诉求为,多多使用保险套。……感染爱滋病病毒比例最高的印度孟卖,今天出动一批银幕游行,宣传‘玩个尽兴,但别忘了保险套!’”。防爱滋病,靠保险套!看来,还是中华儿女有深度,因为我们在电影院用的警语是:“忠实伴侣最安全”。教会对爱滋病的基本态度――人类行为的疾病――确实是当今世人极需的“当头棒喝”。

话说回来,保险套真保险吗?别忘了这个“险”是感染上爱滋病病毒。《洛杉机时报》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所资助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使用率最高的四种保险套中,有三种是十个中有一个不安全,第四种更差了,试验二十五个有六个不安全,这就是说,爱滋病病毒能够穿过保险套,进入人体。”(引自英文《医学伦理通讯》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页)

台湾的情形又如何呢?令人惊讶的是:“卫生署去年(一九九一年)九月起将保险套列为不检验项目”。“消基会针对市售四十一种保险套测试,……依国际标准化组织规范的灌水试漏,不合格的占百分之三十二。”(《民生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六)

爱滋病不应是天谴

教会内除了绝无仅有的,更是发自一时感叹的严厉声音外,都认为不该把爱滋病当作天谴。天谴意味着:行为本身不会产生那样严重的后果,而是上天另外加上去的,上天特别“恼恨”有这种行为的人。教宗曾对旧金山的爱滋病患者说:“天主爱我们是没有歧视的,……他爱你们,爱你们这些感染上爱滋病的。”(英文《神学研究》一九八八年,一0七页)可见教宗并非认为爱滋病是天谴。教会牧者和学者都把爱滋病看成“脱序”、“错乱”,是破坏和违反了自然律、性律。就像违反了物理律(由高楼跳下)所带来的后果(坠地而亡)一样,谁也不认为是天谴,更何况因输血受感染,连脱序的行为也没作,更值得同情;至于无辜受害的爱滋宝宝最是可怜。

享誉国际的美国华裔何大一医师说:“基本上因输血而得爱滋病的机率比中奖券还低。”本文讲的爱滋病带源或发病者均不包括这群少数的不幸者。笔者对医师的话感到惊讶,但毫不怀疑他的权威。

爱滋病的伦理问题

孟塔涅指出:爱滋病带源者不可捐血,不可把刮须刀或牙刷借给别人,应对诊治的牙医师及动手术的外科医师说出本人带源,妇女避免怀孕,尤其“当夫妻一方带源,对方生殖器有任何伤口时,不可有性行为,即使使用保险套也不安全。”医师检查出某人为带源者时,有责任通知血库,但不可通知此人之雇主,因为在工作与普通交往中,爱滋病病毒不会传染给别人。

带源者如无意告知其配偶,“医生知某人患传染恶疾,劝其暂勿结婚,如若不从,可以告知女方。”传统而可靠的伦理神学是允许医生告知带源者的配偶的。

医护人员有良心责任照顾已发作的爱滋病病患吗?可以拒绝照顾仅为带源者吗?国内首位发现爱滋病病毒的张志明医师指出:健康人“破皮流血”就有被感染的危险,即使完全没有性关系或共享毒品注射针。

《新闻周刊》于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曾报道说:照顾爱滋病带源者的三位医护人员,其中两位因为本身有破口,另一位则由于不小心,使病人的血溅入自己口中,而感染上病毒。该杂志于同期中也记载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的外科医生主张有权拒绝为爱滋病带源者施行较复杂的手术。他们一致认为,照顾爱滋病带源者及发作者,该是专家的事,且要极端谨慎。对于这点,教会向来都认为:“对于救助肉身的极端需要,虽有重大困难,亦不必冒生命的危险。”

爱滋病发作末期,身体可能溃烂而到处是血,甚至“百分之三十一到六十六会引起神经系统严重破坏。”所以,女性医护人员如负责照顾,将面临到更大的困难,应特别注意。

最后,我们来讨论有关使用保险套的伦理观。英国枢机主教休谟曾为此说道:“天主教不可能支持或认可婚外性行为的权宜措施。……我们同意让未婚青年只在使用保险套和感染爱滋病之间作一选择,因为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即不作婚外性活动。”这个说法十分合乎伦理神学的观点。因为教会的传承一向是:在没有第三条路可选择的必要条件下,方可在两恶之间选择较轻之恶。张驰在其书中加上按语,称:“天主教对于使用保险套,是既不反对,也不鼓励。”张神父既未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也没有谈怎么分辨而如此认定,并不完全吻合教会的件看法。休谟主教的话就审慎多了。

从休谟主教的话中,找不到为避免生出爱滋宝宝,夫妇行房时,可否使用保险套的答案,可能他认为这是人工节育的问题,教会禁止人工节育的《人类生命》通谕,颁布已快二十五年了,相信大家相当了解这问题的本质与实际措施。笔者追随枢机主教的明智慎重就停笔于此。

 

尸体器官移植的新问题

“无脑儿”可做器官移植的“供体”吗?流产儿与一般尸体有何不同吗?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至十四日梵蒂冈宗座科学院曾举行讨论“脑死判定与个人死亡”的会议。教宗在致词中,提到教会牧者、学者正面对了一个“悲剧性”的两难,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希望能越早摘取急需的人体器官来救人命;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是近乎绝对的价值,总不许可直接杀害无辜者的生命。

解决两难的关键在于如何客观、中庸地确定判断死亡的标准。传统的死亡判定基准已经不足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中,甚至连描绘死亡来到的说法,也该有所改变。仅说“心跳、呼吸停止是死亡的一般记号”是不准确的,应该改为“自发性的”心跳呼吸停止。因为科学新发明的使用已能够维持已死的身体继续有心跳及呼吸。德国车祸丧生的孕妇,继续使用人工呼吸器维持心跳呼吸达四个多月,好让她腹中胎儿出生。这已经不是令人讶异的新闻了。

要客观地确定、判断死亡的标准并非易事。有一派人主张:为了能完全避免杀死活人的可能,因此要等到“细胞死亡”阶段,也就是身体开始有腐烂现象时,方可宣布死亡。法医学家说,到此阶段“出具死亡证明书或做尸体剖验决无疑义……然而死亡虽可确定无疑,而遗体器官则已无法用作器官移植了。”

另派认为:应以救活人为优先。因此,失去思考意识,亦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现象不可逆转地丧失时,也就是死亡到来。这些人的器官有不少还算健全,便能用来移植。依此主张“植物人”也算是死人。以上这两种主张都十分极端。

死亡的生理过程

人脑外部的 “新皮质”,是司知觉、意识等高级功能的,一般人大多是此部分受伤。而人的“脑干”在脑的内部,接近脊髓方位,较不易受损害,其中的“延髓”是呼吸和心中的中枢。植物人是“新皮质死”,无对外认知功能,但是能够自行维持正常呼吸及血压。相反地,“脑干死”的人就不能自行呼吸和维持血压。

著名的《哈佛死亡判定标准》,其枢纽核心的测试对象即是“脑干”,我医师公会全国联合拟定的《脑死判定步骤》也是以“脑干死”为最重要的死亡记号,这个“步骤”是我国《人体模型器官移植条件》法律的基础。

所谓的“濒死期”是死亡过程的开始,中枢神经系统中脑干以上的部位进入深度抑制状态,意识渐趋模糊或消失,心跳呼吸变弱,血压下降,其它机能也紊乱了。而到了“临床死亡期”时,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过程则扩延到脑干,和延髓等部分,因此,呼吸和心跳停止,循环中断,各种反射均已消失。不过,组织内仍有微弱的代谢过程,有时人仍可再活过来。大脑皮质耐受缺氧的时间只有五、六分钟,临庆死亡现象过了这段时间,大脑部分即告死亡;身体细胞、组织和某些器官仍有一定的生活机能。再过一些时间即是“生物学死亡”,亦称“细胞死亡”,各组织逐渐解体,死体冷却、血液沉坠(尸斑)、死体僵直。依照这现象,法医推定死亡时刻。

人何时确定走上死亡的归路呢?

脑干一死,人就不会有自发性的呼吸及心跳了。此人的器官机能可说不再是这个人的整体生命的表现。“医学史中,从未有任何人脑干毁坏而又复生的”。宗座科学院便依据这两点理证而给死亡下了定义:

“当一个人不可逆性地丧失了事例及协调身体之物理和心智功能的全部能力时,此人即是死了”。

“当自发性的心脏及呼吸机能决定性地终止,或者当脑的全部机能不可逆性的终止得以鉴定时,就是死亡的到来”。

宗座科学院承认“全脑死”是死亡判定基准,而鉴定“全脑死”测试最重要的对象是“脑干死”。因此一般通称为“脑干死”。宗座科学院以此为补充基准,几乎只用在意外死亡的个案中。占绝大多数的因病致死的情况,仍然以传统基准,即自发性的呼吸心跳停止来判定死亡。

不过“脑干死即是死亡”这个观念早在一九七六年便已成为教会神学家的共识。主张细胞死亡,或新脑皮质死方是死亡的两个极端主张,在教会内被扬弃。

“无脑儿”可做器官移植的“供体”吗?

无脑儿是胎儿缺少卢顶及大脑半球,但仍拥有部分的脑干,所以仍可自发性地呼吸,虽然呼吸不很有规则。通常无脑儿出生后几分钟即夭折,极少能存活的。宗座科学院既以脑干死为死亡判定基准,因此,明确认定了:无脑儿是活人。为此,在伦理方面没有任何重大争议。对无脑儿施行流产手术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不许直接杀害无辜”。这是天主十诫,是自然律。

大多数无脑儿是“死胎”,就是说等无脑儿自然出生,胎儿早已死掉。天主教极重视婴儿的圣洗圣事,死胎不能领洗。一般孕妇如果知道自己怀的是无脑儿时,通常心理压力很大,非常痛苦。因此神学家建议她们:在胎儿具有“子宫外生活力”时,可以引发人工导产(Labor),使无脑儿诞生;并且立即予以付洗。

至于无脑儿是否可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呢?美国几座医学中心肯定不可杀无脑儿。因此,他们等无脑儿生下来,使用人工呼吸器帮助无脑儿呼吸。间隔一段时间,移走人工呼吸器,看无脑儿能不能自行呼吸。几时不能自行呼吸了。就宣布他们脑干死,摘取他们的器官。天主教的伦理赞成这种进行方式。

流产儿与一般尸体有何不同吗?

在伦理性质方面,摘取流产儿尸体以供器官移植与摘取一般尸体器官的原则相同。教廷信理部《有关尊重生命肇始》训令的第一章第五节说:“人类胚胎和胎儿的尸体,不论是否由于随胎致死,都必须像其它人的尸体‘一样’受到尊敬”。“一样”,就是说,如同许可使用被谋杀的尸体作医学研究、器官移植。所以,原则上,天主教不反对用流产儿作移植。

上述训令又提醒说:“应避免蓄意合谋堕胎,引起恶表。同时,胎儿尸体亦如成人尸体一样,禁作商业用途。”在今天还没有人怀疑,有人会为使某一位病危的大人物获得健康的器官以供移植而杀一个成年人的(电影小说可能有这样的事)。可是由流产儿的身体摘取器官就不同了,因为今天堕胎真是太多、太容易的一件事。期刊不是几次报道过“故意怀孕,为的是堕胎,取用胎儿的器官吗?”

天主教医生应该坚决反对堕胎。但是,别的非教徒医生仍然继续为人施行人工流产手术,而他们“打”出来的胎,天主教医生是否可以拿来施行移植手术呢?一般认为应当视病人需要的急迫程度及治疗成功希望的大小而定。如果情况紧急又无别的尸体,而且很有希望治疗成功。那么,就可把流产儿看成一般尸体“一样”。

至于今天具体的医疗情况到底如何?最常见的是以流产儿略具雏形的脑细胞移植到巴金森病患者身上。但是英国《经济学人》期刊却这样报道:“至今,全世界这种手术大约已实施一百四十次,可惜,几乎所有的手术都没发生作用。”可见移植流产儿的脑本身,对巴金森病患的状况并无很大助益。或许这正可以减缓某些人故意堕胎以取用胎儿器官的歪风吧!

 

有两个肾的该捐出一个吗?

福音的爱德是否要求我们,在医疗条件具备时,为救人一命必须捐献出自己的一个肾吗?

圣若翰说:“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路:3-11)而人都有两个 肾,不是“富有”的人才有两个肾。所以本文要讨论的是:福音的爱德是否要求我们,在医疗条件具备时,为救人一命必须捐献出一个肾呢?

这是活体器官移植问题,而活体移植则是最成功、最常见的个案。其它成双器官的移植很少讨论。因为肺移植的存活率极低,而眼角膜、卵巢等成双器官即使双双失去功能,也不会死,因为没有相称理由要求活人捐增。至于不成双的器官,如心、胰、肝等等,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割除它们会致死,这不仅违反“不许自杀”的神律,也触犯国家的法律,即“医师自活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须不危害生命安全”。

骨髓是通过自然过程而可补充的,不是器官移植,不是“残伤”。伦理方面没有困难,但是也不像捐血那样单纯。再重要的是必须告知捐增骨髓者该忍受的牺牲:全身麻醉,臀部可能会扎上80100针,骨髓液则自肠骨抽取五百至一千CC(《自立早报》,一九九四,一,二二。)然后,让捐增者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自己作抉择。

活体提供器官作移植的神学性质

由活人割除肾,伦理神学术语称之为“残伤”:暂时的或永久的把身体重要生命功能消灭。是属于第五诫的一个问题,常在讨论自杀之后,讲解残伤。医学近年来的发展,使得人可以不毁坏器官,而只阻碍其功能作用的发生。避孕丸便是这一类的,它使适孕年龄的妇女不得排卵,因而不能受孕。绝育是用手术破坏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使排出的卵或成熟的精子无法通过。

天主教认为人对生命无主权;因而对生命本身、生命器官、生命机能的破坏,天主教都认为是相反道德的。这样的观念影响许多国家的法律。我国的刑法处罚自杀的帮助犯(275条),所以自杀主犯更该是犯法的了。除此之外,还有“加工自伤罪”(282条)等等。

医学界对活体提供器官的看法

一九九一年六月,《时代周刊》讨论捐肾者可能有的压力及危险。美国宾州著名的移植手术医生Th.Starzl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停止任何活体移植。他说:“反对活体移植的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捐赠者不完全保险”。严久元教授说:“(由活体作)肾切除并不是小手术,相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中决不会发生意外,手术后一定不会引起并发症。再说,万一日后肾脏有了病变,有两个肾总比一个肾来得安全。几年前,美国一所因肾脏与肝脏移植而享誉国际的大医院,发表一篇统计报告,谓二百三十八位接受肾脏切除术的活人供者中,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七”。

器官移植手术不论是供者或受者,心理上都会感受到重大压力。台北市立疗养院叶芳坤院长极力强调移植前的精神医科检查的必要。从一九七四年七月起,台大医院在作器官移植前,将精神医科检查列为必须通过的检查科目。J.P.Kemph由心理学角度分析换肾与洗肾对供者、受者和他们的家人所受的冲击,他的结论是:“血液透析既没有肾脏移植的效果那样好,可是也没有那样坏。……在美国,一般医生还是选择血液透析(洗肾)”。

此外,今天因着抗排斥药环孢霉毒(cyclosporin)的发明,尸体移植存活率越来越高。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邱仁宗先生说:“在非亲属尸体肾移植的存活率已经提高到与活体亲属肾相当的今天,我认为活体肾的供给不再有任何伦理学的理由了”。台湾第一位肾脏移植成功的李俊仁院长(省立桃园医院,一九八四)也说:“尸体捐肾,……效果和活体捐肾一样的好”。

为了避免器官移植带给供者及受者的压力和危险,科学家构想出只移植“关键细胞”而不移植全部器官。一九九一年九月报道只把健康的胰脏中的Langerhans氏岛细胞团移植到有糖尿病的肝脏内,结果是肝兼有胰的功能,救了此糖尿病者一命。

活体器官移植神学上的重大疑难

张希贤神父说:“从活人身上为他人移植狭义的肢体,如眼目,纵有本人同意且是为了高超的目的,亦似乎不能许可,因为是侵犯天主的主权”。今天对活体器官移植伦理性质最有权威的是A.Regan。他写了两篇很长的文章,完尽彻底地把近年来所有神学家对此问题的研讨予以介绍批判。他说:“为证明许可活体器官移植,理论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O’Donnell也同意:“这问题是器官移植中最困扰人的”。

困难来自天主教神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或说“观”(Vision),一是人对自己的生命、生命器官、生命机能没有主权,只有使用权或管理权。二是人使用生命的范围及合理尺度,神学上称为“整体原则”(pninciple  of  totality):观察身体各部的机能,看出一切一切生命的功能过程都指向此个人的生命完整,也仅仅指着这位个体的生命完整。不能为了国家的益处而处死无辜者,也不许可将无辜者施以绝育。

整体原则由教宗庇护十二世用无可怀疑的学术文词揭示。庇护十二世的最主要的训示如下:

“个人并无权力处置他的存有、器官组织的完整性、个别器官,以及它们的作用功能,除非依照整体组织的益处所表现出的尺度”。“由存在的角度来看,人和身体组合是整体的,各肢体是整体的一部而彼此联系相关;它们是如此地为整体融合,以致毫无自己的独立存在;它们(各肢体)只为整个组合而存在,它们除了这位个体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可以借着身体生命爱别人,为人服务,为国家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优长等等,然而不能直接破坏自己的生命、生命机能。诚然,最高的爱是“为朋友舍弃生命”。神学家说:为人舍生和为人“杀”自己是不同的。我为朋友舍弃生命的意向不是杀自己,能够不死而帮助朋友是再好没有了;我不同意杀自己,也不出命令让人杀我。反之,自杀、残伤是我要破坏生命或器官,医生只是遵行我的意愿。

活体器官移植与人工节育

人对自己的生命、生命机能并无主权。主权属于创造者天主。因此,教会对人工节育和活体器官移植都抱着保留的态度,而对人工节育更是明显地予以禁止。

为什么教会赞成自然节育而反对人工节育呢?由生命机能主权归属的角度来看,二者有天壤之别。避孕丸与自然节育所以能使夫妻行房而妻子不会怀孕的成功关键,在于行房时间是不排卵的日子。然而,自然调节生育不干预妇女月经周期生理过程,只是观察出“不孕期”。但是,人工节育、避孕 用药物造成“不孕期”。

本来,人对这生命的产生过程没有主权,不可处置改变它。就像汽车经过火车平交道,如当时没有火车通过,汽车驶过平交道当然不触犯法律。可是,若当时应有火车通过,而有人先把火车头破坏或在轨道上放路障,使得平交道“开放通行”,这个“开放通行”就触犯法律,而明知故意如此“闯行”平交道更是触犯了。为此,教宗期望二世在《真理之光辉》通谕中,再一次斥责人工节育是内在恶,常常是恶。

懂悟了教会的直观,即人对生命、生命器官、生命机能无主权,许多神学家,甚至一些主教团积极赞成活体器官移植的伦理神学理证就失去了说服力。最为大家使用的理由是“爱”。可是如果母亲为爱儿子可以捐出一个肾,永久地残伤自己的器官,那么夫妻彼此为了爱对方,爱已生出的子女,为什么不可暂时破坏生育的功能而人工避孕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教会训导权对活体器官移植所持的保留态度。一九九一年WHO(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的首届全球器官移植国际会议在罗马召开。教宗应邀致词,非常赞美捐赠器官是大爱,但是他一个字也不提活体移植。下面是他讲话的相关部分:

“人只可捐赠不严重危害或损伤自身生命或个体认同的器官,而且具有适当相称的理由。明显地,人只能在死后捐出自己的维生器官。即使在生前捐出,逝世后方切除其器官,这也是伟大爱情的行为。科学进步使得人可以在死后仍延续爱的使命。有些像似基督的逾越奥迹:(捐赠器官者)在死亡中克服死亡,(在身上)恢复生命”。

实际个案中的结论

教会最高训导权对活体器官移植的态度仅是保留的,没有公开斥责。另一方面,一些主教团和多位神学家都设法“合理化”。这个老百姓的直觉,就是:救人一命捐出成双器官之一,该是好事吧!在这样情况下,结论是A.Regan说的:活体器官捐赠是“足够可靠”的主张。具体地讲:由于肾脏衰竭而产生尿毒症时,尽可能地接受血液透析(洗肾),该知道肾一切除,便一去不返了,即使有了新药也无法使用。洗肾确实无法继续时,尽可能作尸体移植。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作活体肾脏移植似乎可以容忍接受。

 

生命的蜕化

安乐死的问题焦点

教会反对安乐死,但一般人所讲的安乐死和教会所指的是否一样呢?

介绍教会牧者和学者有关安乐死的训诲或学说,心头上比较轻松,因为一般民众较容易了解并愿意接受这些基督信徒的看法;这样为生活在非基督信徒氛围中的兄弟姊妹,在实际行动方面也就不会带来太多的困阻和压力。例如:教会视安乐死为自杀或杀无辜的人。而世人可能只有极少数或根本没有人,主张自杀本身有正面和积极的价值,是一种伦理的善。即使最近通过世界上首次立法的“荷兰安乐死”条文,也不说医生助人自杀是合法的,而只是注明:若满足了一些条件,这种行为不被起诉。法律术语是“阻却犯罪”。

对方讲的是真的安乐死吗?

教会反对安乐死,但一般人所讲的安乐死和教会所指的是否一样呢?我想有大的不同。例如:“脑死”(更正确地讲:脑干死)是天主教可以接受的死亡认定的特例基准,座科学院曾两次公开肯定接受它。安乐死是杀活人;而脑干已死的人,由天主教伦理来讲,是不必也不该继续维持此人的“表面”生命了。

在国内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提供读者了解,人们对“安乐死”误解之深。这是一则有关高雄医学院谢献臣院长认证一纸声明的报道。这纸声明的内容为“在医师判定我已脑死时……请不要用器械延续我的身体状况。”中央日报这则新闻的标题是“安乐死开风气之先”,而台湾新闻报的社论则以“人有死的权利”为题,来讨论此事,甚至,名作家薇薇夫人还特别为此,写了“我赞成安乐死”的方块文章。脑死的人已经没有安乐死的问题了,这一点一定要先澄清。

没有天主教接受的安乐死

教宗庇护十二世曾说:人有义务维持生命及健康,而基督信仰“仅仅要求使用那些不加给自己或他人任何特殊负担的方法”。换言之。教宗许可人停止使用带有特殊负担的维持生命的方法。他这番话常被教外的学者所引用。可能教宗担心会遭到误解,因此,他“斩钉截铁”地重申(法文原文语气确是如此):“这没有任何对病人的生命予以直接处置的意味在内,也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是永远不许可的!”

从庇护十二世到现在,讨论安乐死的人越来越多。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大陆曾于北京举行全国性会议,讨论内容在次年元月二十二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来自十七个省市的专家为这问题又在上海开会。但我奉劝大家千万别把“停止使用特殊维持生命的方法”称为“广义安乐死”、“消极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或称为“天主教接受的安乐死”。因为教宗自己就明确的说:“这不是安乐死”。而且,如果认为这就是天主教所接受的安乐死时,别人又会问:“许可消极的、被动的,为何不许可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

美国主教团制定《美国天主教医院伦理宗教方针》的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说:“任何形式的安乐死都是被禁止的。”法国主教团也声明:“任何情况中的安乐死都不许可”。西班牙主教团详细说明:“这样分类,那样分类,只徒然增添混乱,而使人抓不到问题中心。因此,我们只讲定义,而不再分类了”。他们还特别指出,别让主张安乐死的人,用“死亡权利与尊严”、“慈悲”……等词汇混淆“视听”,扩散分化问题的焦点,这焦点即是:安乐死是自杀或杀无辜的人,是永不被允许的。

划时代的界说定义

庇护十二世的谈话可以说是传统伦理神学的集大成,而近三四十年来在医学的进步与社会的改变下,教会的牧者及学者更看出了“庇护训诲”中,何者是精粹,属于信仰直观的重点;何者依时代变化已不再是研讨分辨的“理解核心”。首先我们来看看安乐死的界说定义与改变。

过去教会内思考安乐死大都是:先分辨维持生命的方法是特殊或是普通的,然后认为拒用普通方法就是安乐死。而今天界说的重心则已放在西班牙主教团讲的问题焦点之上了。一九八0年教廷教义圣经部发表宗座公报指出“安乐死是指: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的‘作为’,意图导致死亡,或作为(不作为)本身即导致死亡。”法国主教团指出安乐死的“作为”、“不作为”是来自大自然的致死原因(如癌症)之外的新致死原因“安乐死是直接引起一个死亡过程,这过程是除了现今正在运行中的(死亡过程)之外的另一个。”

“作为”的安乐死(如注射过量镇静剂)容易看出。“不作为”的安乐死呢?要看“不作为”会不会导致人死亡。美国昆兰小姐是植物人,脑干仍有作用,照理可自行呼吸,不需要人工呼吸器。医生有把握拔掉人工呼吸器而不使人死。所以她停用人工呼吸器的“不作为”不是安乐死。事实上,昆兰小姐用人工呼吸器之后,又活了十年。她从未被停止喂食。反过来说,停止喂食就是安乐死。--谁停止喂食还会活着?如果对癌症末期病人停止喂食(“侵入性”的在内)这也就是法国主教团讲的“另一个”致死因,也算是安乐死。

庇护训诲“时代化”的表达方式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一日,梵蒂冈宗座科学院的学者(包括不少非神学专业的平信徒)讨论了“人工延长生生命”问题。结论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一、有可能康复,就应治疗。二、无可能康复,就不必治疗;但常该给予病人照顾,包括喂食在内。”德国主教团论安乐死的牧函中对康复一词有最佳的诠释。它认为:使用医疗措施之后,病人没有严重的身体的或精神的障碍,就可说是康复了。换言之,身体虽还有不舒服,也许常该吃药,但大部分时间,精神够好,注意力可以放在“爱”(人生目的)之上,而不是只想病痛或常想病痛。

而宗座科学院会议的结论指出:“‘治疗’一词的意义是:在个别的病案中,一切手下可用的和适宜的医疗干预不论其所涉及的技术如何复杂”。

“依据尽可能的预测,如果病患者是在永久性及不可逆性的昏迷中,就不要求为其治疗了;但是一切照顾应该慷慨大量地给予,包括喂食在内。”

“如果临床断定病人有康复的可能,就要为其产治疗。如果治疗没有益处,便可以中断,但仍应继续对病患者的照顾。”“至于‘照顾’一词,指的是:给予病患者应有的惯常帮助,如对任何在危险中的人应该给予的同情以及心灵和情感方面的支持。”

梵蒂冈“宗座一心委员会”对于给临终者的照顾曾说到:“在任何情况下,有严格义务取用那些称为‘最低限度的’治疗措施,即是那些通常地、习惯地用以支撑生命的种种:营养、注射、输血等。中断这些最低限度的措施,实际上,就等于意图结束病人的生命,。西班牙主教团《安乐死一百问》的第九十四问,也肯定了这种说法。不过教会内一致同意:如果喂食不能支撑生命(如病人把饮食本身给病人带来剧痛时,就不必喂食了。

极大同情但小心别滥情

同情,尤其实际行动的同情是非常“基督徒”的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忘掉问题的焦点――许可给植物人安乐死,就是承认“为了善的动机,许可令无辜的人致死,而此人要不要死,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又如何对待老年痴呆者或智障幼儿……?“自愿安乐死”为何不能合法化?北京协和医院艾刚阳医师(邓颖超写信支持他)的话很值得玩味:“安乐死立法是一件危险的事。医护人员的医德,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虐待老人的大量存在,……都很难保证安乐死不被滥用。

临终医护的伦理个案

要不要把绝症末期病患由已断气的死亡状态中“拉”回来?

对濒临死亡者或绝症末期病患的医护工作,屡次会遇到的伦理个案;在许多情况中,已是病人或生或死的抉择的问题。如要不要使用人工呼吸器?要不要止血急救?许可停止人工喂食吗?停止喂食是不是教会斥责的安乐死等问题?

大前提与衡量审度的准则

为天主教人士研讨临终医护伦理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天主颁布的十诫中的第五条(基督教列为第六条):毋杀人。这条诫命禁止自杀与直接杀害无辜的人。纯真、纯善、纯美的天主为了爱我们,而保留给他自己决定每一个人的死亡时刻的主权。信徒该效法基督“服从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斐28)的榜样:不促使死亡提早到来(不自杀),也不要用尽一切心力财力、不顾任何牺牲代价来拖延死亡的到来(不用“特殊方法”维持生命)。这是基督信徒对死亡迫近的最基本态度,也是对生命主宰的最虔敬的朝拜。

“不可自杀”就是天主教讨论临终医护伦理问题的出发点和推理的大前提。因此,谁若主张人有权力选择自己死亡的时刻,也就是说,谁若主张人许可自杀,为这样的人,下面的文字毫无意义。依照理则学的辩证三段论法,如果对大前提没有共识,论辩就该结束,再继续讨论纯粹是浪费时间。

如何衡量审度末期病患医护中对某情况有的反应行动是否合乎伦理,天主教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着重点。教宗庇护十二世说过著名的话:“(为维持生命)仅仅要求人使用那些不加给自己或他人任何特别负担的方法。……这没有任何对病人的生命予以直接处置的意味在内,也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是永远不可的。”有的学者把“特别负担”当作许可或不许可的试金石。例如:持续的“侵入性的”喂食为病人带来特别负担,是特殊的医疗措施,因此,这些学者认为许可不提供这样的喂食。而别的学者则认为不可仅引用教宗的前一半的训诲,教宗后一半的谈话是教会传承一致、毫无争辩的伦理基本原则:人不可直接处置自己的或无辜者的生命,也就是不可自杀或杀无辜的人。停止喂食是安乐死,是自杀或杀无辜的人。

不可自杀和不可杀无辜的人是天主的诫命,是法律,人无权力去改变它。任何伦理主张如果与这条法律不能并立,这个伦理主张便是错误的。换言之,“不可自杀”这条审断准则的价值与神学权威远超过“负担过重的方法可停用”的准则。在具体个案中,首先该问作这行为或作这行为是不是自杀或杀无辜?执行了这“作为”或“不作为”是不是死亡一定发生?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导致死亡”,即教会坚决反对的“安乐死”。

几项享有教会共识的伦理判断

天主教人士个别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着重点虽有不同,但在一些问题上,却都持有相同的结论。本文探讨个案的尺度是看此“作为”或“不作为”会不会导致死亡,它们与病患者死亡有无因果关系。教会宣布的“安乐死”的界说,是判断准则。

一个人确定没有脑干死,就是活人。不使用人工呼吸器,此人可以活下去。著名的昆兰小姐,停止使用人工呼吸器之后,又活了十年才死。相反,一个人脑干死了,人工呼吸器也无法使此人存活。C.Pallis根据各国研究统计的结论是:脑干死者,信赖人工呼吸器维持表面存活现象的时间,最久的是二百十一小时,即不到九天。报载怀孕三个月的妇女车祸脑死,医生用人工方法使她的身体存活到胎儿出生。这大概不仅靠人工呼吸器,应有其它器材如人工心脏。

一般来讲,人工呼吸器的使用与否,跟病患的死亡无因果关联。临终医护不给脑干未死的人使用人工呼吸器,或者把他们正在使用的人工呼吸器,藉“逐渐减量法”停用,是天主教伦理许可的。不给脑干已死者使用它,不只是许可的,而且是应该的,Haering用的字很强,他说,有moral obligation停止使用。

一个人内部大量出血,不停止出血,就会死亡,不论此人是否患有绝症。“不停止出血”与病人之死亡有因果关联。不愿止血,客观地讲,是意图死亡。患有癌症但尚未至末期,内部大量出血,此时应该止血,“不止血”是癌症死因之外的另一个死因。癌症、绝症末期,但未濒死,内部大量出血,要不要止血,是个困难的问题。理论上,不止血仍是癌症之外的另一死因。事实上,如果患者家人要求止血,患者也不抗拒就该止血。止血后,病者多活几天或几周,可以改善或增强对神、人、己的位际关系(安宁照顾的心灵幅度),看来是值得的。然而如果病人坚决拒绝,大概更好尊重病人的意愿,免得使病人忿恨,死得不安宁。

天主教伦理神学主保圣师亚丰索对听告解司铎的指示,可以解释为何要尊重不愿止血的临终者的意愿。他说:“不论有关人的法律或神律,听告解者遇到了不可破的错谬良心时,如果看出,指明某行为是罪恶为告罪人更有害处,就应该让告罪人保持他的主观善意。”

由要不要制止病人内部大量出血这件个案,可以引论出如何审断什么药物或手术为绝症末期病患使用。考虑要不要治疗是假定死亡并未迫近,即两周内大概不会死。因为死亡迫近时,不论什么药物和手术都不必使用了。教廷信理部《安乐死声明》这样说:“死亡迫近时,良心上许可决定拒绝治疗,它们只能带来短暂的、负担沉重的生命延长;但要求一般的照顾没有中断。”

为绝症末期但死亡并未迫近的病患,取用不取用某种治疗或手术的判断尺度,首先仍应看此治疗或手术本身的性质:是不是一般情况应该取用的。如果是的话,原则上就该为这些病人使用。病人主观的感受不改变治疗手术的客观性质。末期病患、死期并不迫近的人可能对任何事物都感觉到是“过分沉重的负担”(安宁照顾能有效且大幅度地减轻这样的感受)。当然有时更好尊重病人的感受及意愿,如前所述。具体地说:病人感冒或感染肺炎,该治疗。普通病症,为了使病人更舒服一些,也该治疗。有的病,不立即动手术,如阑尾炎,病人很快就死,那么就该动这手术。洗肾看来也应该做。总之,具体判断可能见仁见智,动机却都应是对生命的唯一主宰的最虔敬的朝拜,人自己不开启进入永远之门的权利。

急救、复苏是与前不同的个案

“心肺复苏手术”(CPR)在《华欣医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回复心脏搏动与动脉血压的动作”。癌症末期病人或一般患绝症的人如果呼吸停止、心跳停止,那就是真正的死亡到来。呼吸停止、心跳停止是传统临床死亡基准,也是今天通用的法定死亡基准。百分之九十九的死者都可以这样判定死亡。所以,要不要为心跳、呼吸停止的绝症末期患者施行“心肺复苏术”,是要不要把此人由死亡的状况中“拉”回来。而不像上面的个案中的对象仍活着的人:他要死了(大量出血),要不要阻止他进入死亡的状况中。换言之,不给已断气的绝症末期病患施行“心肺复苏术”,狭义地讲,这不触及安乐死的问题,安乐死是把活人致死。

要不要把绝症末期病患由已断气的死亡状态中“拉”回来?DNR(不要复苏)可以为绝症末期病患开这个医嘱吗?伦理学家注意到复苏的对象的基本健康状况大有所不同。对已心跳、呼吸停止的绝症病患施以心肺复苏术,恢复他们的心脏搏动与动脉血压,这是延长死亡,而不是延长生命。他们断气前已进入死亡的过程中。耶稣会士O`Donnell认为心肺复苏术并不会带来短暂的痊愈的希望,或症状的减轻;几时“预后”是没有希望的,心肺复苏术就是教宗庇护十二说的“特殊方法”,许可不用它。此外作家指出,医生应依照病患家属的意愿作复苏,除非病者生前已表示不要复苏。这为我们这个地区是很有益的提醒,免得被控告甚至被殴打。用另一种方式讲,在我们这个地区,医生主动地写“不用复苏”的医嘱要极其小心,一定要先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好。

附带一句话,为猝死者,病因如是心脏病、溺水……CPR真能是救命法宝,复苏者也多无后遗症。大家尽可能地要学会它,也许有机会用它救人一命。

停止喂食更是一个与前不同的个案

癌症或其它绝症末期病患最使人同情的是看到他们多次在手臂、鼻管、甚至胸腔上插着不少导管。可以停止这些人工喂食和氧气导管吗?在美国,因为权威性的“美国医生协会”在一九八六年宣布:停止给植物人人工喂食不违反伦理,引起天主教学者正负的反应。美国全国主教团及一些州的主教团发表牧函,绝大数认为不可给植物人停止喂食。他们少讲绝症末期病人是否可停止喂食。但按照逻辑,应有同样的结论。不许可停止喂食使人饿死、渴死(停止营养水分的必然后果),因为这是杀无辜的人。同样地,也不许可绝症末期自愿停止喂食,这是自杀。

罗马教廷来的讯息不只以植物人为对象,也包括绝症末期和一切患病的人。教宗保禄六世成立了“宗座一心委员会”是协调教会内医疗健康问题的一个智囊团。一九八一年,这委员会由梵蒂冈发表《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致死的疾病与死亡》一书。书中24,题目是《治疗的措施》,以一切病人为对象。其中一段是:“244。必须有的最低程度的医疗措施:即是那些通常地、习惯地用来维持生命的(营养、输血、注射等等)。中断这些最低限度的措施,实际上就等于意图结束病人的生命。”

一九八五年“宗座科学院”以脑死及人工延长生命为题开会。会后发表声明。首先是一个有教训意味的小插曲。这教训是:伦理神学的文字最要明白清楚,最忌讳用带文学味儿的词句使人可能误解。一九八五年声明论到植物人说,确定是永久地、不可逆转地昏迷,则不必作医药治疗,可是(故事这里出来了):“all care should be lavished on him ,including feeding(一切照顾应该慷慨大量地给予,包括喂食在内)”。台湾的一个中文翻译把上面的英文这样译出:“一切看护,连喂饮食似乎都是浪费”。希望没有人因着这句话而死掉,既然教廷说了,看护、喂饮食是浪费,那么就不该浪费啦!一九九二年科学院再次把同一声明印出,英文简明极了:照顾,包括喂食,必须提供。

宗座科学院讲完有关植物人的一段话之后说:“如果临床地断定有康复的可能,就要求为其治疗”。这明显是讲一切病人,因为上句讲植物人是在永久、不可逆转的昏迷中,没有康复的可能。再下一句,是我们讨论的对象,即癌症、绝症末期病患。宗座科学院说:“如果治疗为病患没有益处,可以中断治疗,同时继续病患者的照顾”。如上所述,“照顾”包括喂食。宗座科学院与一心委员会的主张是相同的:临终病患不可停止人工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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