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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天主教沧州(献县)教区网站
 作    者: shengren
 发表日期: 2009/8/9 20:45:00
 阅读次数: 8999
 文章标题: 伦理教会伦理伦理学之三
 查看权限: 普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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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伦理学之三

第三章        中世纪的伦理思想

中世纪的文化是西洋首次进行的集大成、融通地中海沿岸的各种不同文化的时期。地中海沿岸的各种文化首先是希腊的知性取向文化,后来是罗马的享乐人生的文化,再来是希伯来宗教文化。这三种文化的集大成顺序也恰好是地中海沿岸政治社会发展的顺序,先是希腊雅典的称霸,后是罗马的集权,后来这集权采取了基督宗教为国教,实践了政教合一的文明。而在这些政治社会演变中,雅典称霸时期凡有希腊三大哲人提出了哲学性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并由之奠定了伦理道德的规范,罗马实行中央集权时,从希腊发展下来的学派:新柏拉图主义、逍遥学派,或是罗马人本身对伦理道德生活的体验而衍生的伊彼鸠鲁派,或是司多噶派,亦都对具体的伦理生活规范,作了几许修正和发展。

也就在罗马政权如日中天的高涨时刻,奴隶制度和殖民政策也通行无阻,帝王将相的穷兵黩武也不断执行,其版图和势力横跨欧亚非时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地那地方的宗教文化亦已从其狭窄的民族宗教,走向了世界宗教,从地方教会发展到普世教会的理念,那时就是基督宗教的兴趣和发展。

基督宗教开始时,并不用学术力量,也不用政治势力,或是影响;一句话,完全不用人间世的手段和方法,只凭使徒和信徒们的救人赎世热诚,敢于提出当时统治者罗马人完全相反的人生观,并且以生命和鲜血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

基督徒站在信仰的立场自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他们的人生观,在生活制度的形式上,非常重要的文化陶成,就是星期制,星期制是希伯来的传统制度,此制度的核心是时空二才的密集定点。时间定点就是每工作六天,然后休息一天;窨的定点就是,凡是人烟稠密之地都建有会堂,供民众星期天集会之用,也因此,希伯来民族在地中海沿岸所有民族当中,拥有最划一、亦最坚强的社会教育,其民族的爱国情操也强于其它民族。

基督宗教承传了希伯来的星期制,而在当时奴隶众多的罗马帝国,星期天免于劳力工作,对奴隶自然是大福音,加上人的灵魂是上帝肖像的讯息,使奴隶的身份,在上学面前,基本上与平民、与贵族、与达官贵人、与帝王将相同样平等;面由于肇不断地在时空密集之下宣导,这种宗教式的人生理念,很快就普及到整个罗马帝国,遍及欧亚非三洲。

这种以宗教信仰形成的大一统的集大成的人生观,在伦理思想上也有其一贯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在西洋中世,有其浓厚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伦理思想

在罗马帝国于奴隶殖民,但基督宗教在暗地里继续蔓延的时期,学术文化和政治文化亦在互相激荡,而大有融通会合之势。首先,就是学者们认为司多噶学派的节制德行,颇适宜纠正当时罗马贵族们的骄奢淫逸;个人心灵的自由,摆脱各种俗世的引诱和束缚,已成为一位有道德理想的人的企望。适时而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在定位宇宙以及安排人生问题上,亦有整全性的提案,使人性的成长乃完成,都得与太一结合,与那终极关怀的幸福之源相融。犹太思想的位格神,也正透过基督宗教,传递给学者们在关怀宇宙问题,以及人生问题时的参考,犹太宗教旧约的梅瑟法律——十诫所展示的生活规范,也量当时许多学者颇能认同的自然律。十诫一方面用消极的方式禁止作恶,另一方面却用积极地规劝行善,在内容的划分上,十诫前三诫是教人敬天,而敬天的具体行为中就是遵守星期制: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十诫的后七诫是教人如何善处际关系,就如禁令方面,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东西等,在劝导方面,要助人、要卫护别人名誉。爱护别人的生命等,这些宗教取向的伦理思想,其实也很容易被当时学者接受。基督宗教的新约伦理思想,在这方面就比较超脱,因为它宣示了爱的诫命,不但爱朋友爱亲人,就连仇人也要爱。这显然就不是自然法可以了解的,它已经超乎了一般的伦理范围,尤其超乎了理性的伦理道德,或是一般的自然法则,因为照理说:爱你的朋友,恨你的敌人,较是正常的事,基督宗教的伦理,带来了爱仇敌的诫命,当然就不容易获得共识。

此期,伦理问题横跨了天人之间,宗教中的难题亦过渡到伦理的范围中,那就是人的理知和上帝的意志问题。因为至善的上帝在人类的认知中又是全知的,那他就必需知道一个人的一生言行、是非祸福;假如一个恶人,生来之后就犯罪作恶,上帝为何造出他来?这在上帝岂不是全知的和至善有了冲突,有了矛盾?

这种全知与至善的神学问题,在教会初期的确掀起了很大的辩论,二者的冲突与调和成为许多教父思想的核心以及关心所在。

基督宗教在严格的反宗教气氛中,不断地成长,因为它的制度和福音的确给奴隶和众人带来希望,这是二、三世纪的事,四世纪初,禁教令改除,基督宗教可以化暗为明,公开传教,其时王公大人信才甚众,直到四世纪末,基督宗教竟然一跃而钦定为国教。于是产生了许多教父,开始用理论、用哲学与当时希腊及罗马的知识谷子交往,把西亚不需要也没有理性作基础的教义理性化,同时亦把哲学的理论带进了宗教信仰的领域。这种信仰与理性的交谈、接触、讨论、融通,是教父时代的盛事,而在伦理思想上,如何成为一位完美的人,也就摆脱以前俗世的许多标准,而改以宗教立场为基础。

第二节        教父时代的伦理思想 

首先要提出来的教父便是圣奥斯定(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A.D.)。奥氏在初期教会中非常活跃,其著作中有关偷思想方面的部份,也非常丰富,无论是《忏悔录》,或是《天主之城》,或是《论自由意志》等书,都展示了他对伦理的看法,这些作品的渊源来自司多噶学派的伦理、新柏拉图主义的形上学,以及希伯来传统和基督宗教的神学。在奥氏看来,神学是哲学与启示宗教之间的桥梁,而伦理学则是教人善度此生,而灵魂则获得永生的实践学问。因为哲学用理性,神学用信仰,而伦理学则用实践,实践那善度此生的规范,实践那使灵魂获得永生的方法。

也就因此,奥氏反对肉欲生活,因为他有痛苦的经验经由肉欲生活而来。他承传使徒圣保禄的思想,以为今生今世难提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而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应是永恒的,那也唯有在来生才能遇到,在此世的德行最重要的就是炼净心灵,预备与上主结合:一位完人也就是与神契合的人。奥氏因此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取向的伦理学,后者认为理性是德行之源;也反对苏格拉底的“知即德”的看法,认为在德行的目录上,主要的有四枢德:正义、聪明、勇敢、节制。正义是人际关系落实到政治社会的德行,为诸德之首;但是,正义却必需与节制在一起,才会不致走向过或不及;勇敢、节制、聪明都是人性独立性的德目,在这些德目中,最根本的是聪明,所有正义、勇敢、节制都应在聪明之下进行,否则都无法施展,这四枢德是落实到人生层面,特别说明人的独立性和群体性的德目。但是,为了人能善度此生,同时来生来世又有灵魂的永生,则必需有三超德,那就是信、望、爱三德,这三德是连结着天人关系。人性在犯原罪之前,四枢德已经足够使人完美,但在原罪流毒之后,就非要三超德不为功。信德所包含的是向上天的启示开放,接受启示的一切,把所有理性无法理解的奥秘作超理性的启示来信赖。望德所修的是依赖和希望,在各种困境中总不绝望,虽然明知无法自救,但仍依赖上帝的慈悲和恩宠。爱德在三超德中地位最高,因它不但是梅瑟法律、十诫总纲,它也是耶稣基督最大的诫命。人际关系的彼此相爱,不但爱亲人也爱仇人的诫命,也在这重点上凸显其意义。

人生在积极上就是修习各种德行,充实灵性生命;而几时在消极上则是避恶,躲避各种犯罪的机会,在教会初期就已认定罪恶之源除了原罪之外,也就是各种使人犯罪的心境,叫七罪宗:它们是骄傲、悭吝、迷色、忿怒、嫉妒、贪饕、懒惰,认为人犯罪,都渊源于以上七种恶习,这些习性固然天生而来,但若不好好克制,它们就会不断加深,而终致犯罪。

而行善避恶最清楚的律令也就是十诫,加上耶稣基督对十诫的诠释,一个爱字:前三诫,全心全力全灵爱上帝;后七诫,同样地爱邻人,亦即爱人如己。

进一步,奥斯定所认知的人性,基本上一方面是原始本性,那就是灵魂为上帝肖像,但这第一性受了原罪的污染而有七情六欲,因而亦会犯罪,行善避恶虽是诫命,但人的第二性却非常困难免于罪恶,基本上是上帝恩宠的帮助;人不犯罪才是上帝大恩。

奥氏伦理思想着眼的另一问题,是上帝预知与人的自由问题,二者间的冲突如何调和,也是当时教父们关心的课题之一,这问题的核心冲突在于:如果上帝明明知道某人未来会犯罪作恶,而死后灵魂会下地狱,那上帝的全善就是应当创造他。预知与惩罚的二难式在奥氏看来,首先认为预知并非决定,知道某人会犯罪,毕竟不是决定某人要犯罪;也即是说:上帝并不是犯罪的原因。正如人记得从前某事,某事绝不因记得而发生,却因发生后而记得一般。再来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人没有自由,行善避恶也就没有意义,有了自由,因而行为才要负责,这与上帝的预知与否都应无关。

奥氏伦理学的最终目标是人获得永生:伦理规范的定位因而介于个人和群体的益处,以及上帝诫命之间,二者相互消长,而这消长的信息又出现在人的良知上;人只要回归内心,必然会与上帝的诫命相会。

第三节        四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伦理思想

教父时代经过相当长,近乎六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政教合一使罗马帝国不但有密集的时空定点的星期制,而且形成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大一统局面。因为基督宗教讲平等,因而奴隶制度――人际关系不平等、殖民政策――国际关系不平等,就逐渐式微。教会的措施,不但在治标上消除奴隶和殖民,而更在治本上,取消了工商业制度,恢复了农业社会。修道士们虽然自身生活简朴,但在发展民生物资上却不遗余力。他们从非洲引进马铃薯,他们种植牧草,他们种植葡萄,他们教导百姓使最易发酸的葡萄酿酒,使最易败坏的牛奶变成乳酪,酒和乳酪都会越陈越香,中世纪修道院的各式碉堡不但在战时可以保护农民,在平时更是他们学习谋生技能的场所,以及灵性生命安息之所。

从四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伦理思想大都由新柏拉图主义所主导,主题是信仰和救赎二大课题。延续着奥斯定的学说,伦理学的目标定位在善度此生,以及死后灵魂获救的事上;而这二事又都合并为一,就是如何达到与上帝合一的生活。

此期有关善恶的问题固有所论及,但都没有超出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范围,而新柏拉图主义中的神秘经验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就如圣本笃所倡导的神秘经验,吸引了大批的青年有志之士,专务灵修事务,摆脱尘世的束缚。

政教合一的另一件事则是强化星期制:时间密集定点,不但在每六天工作,休息一天的周而复始上,而且亦把年中四季定为神圣的周期。首先是耶稣基督生平的二件大事,出生和复活,圣诞定在罗马太阳神日冬至后三天;而复活节则延续旧约期以色列人摆脱埃及的奴役,获得自由的日子。圣诞节前四星期定为将临期,信徒们在此期中,除了遵守星期天外再加上准备心灵,迎接耶稣的诞生。复活期前有四十天的斋戒期,第一是纪念以色列祖先逃离埃及时在旷野四十年的艰苦日子,另一方面效法耶稣基督四十天的斋戒和祈祷,使信徒们了解苦难与复活的密切联系意义。

圣诞节期的希望以及复活节的喜乐,在时间的岁月流变上陪伴着信徒度过生命的步伐。

在空间定点上,除了人口密集地方的教堂星期天供信友祈祷之地外,郊区的修道院也让人在休闲生活中,不忘灵性生命,尤其是在城市发展中,大城市所建筑的宏伟的教堂,在当时至少有两种特殊的风格,一是罗马式,一是哥德式。前者外观的圆顶、十字形,承受住上方所有压力,让人进入其中,有受到庇护的感觉;后者则靠其尖锐的塔尖,多角形的柱子,以及幽暗的顶端,让人身在其中,有举心向上的祈祷心情。

这些时空定点的设计都显示了宗教智慧,设法提升信徒的灵性生命。这宗教性的情操一方面是理论性的信仰内涵,另一方面则能在伦理生活上,给信徒重新教义和教规的教育。

教父哲学基本的课题还是融通信与知、信仰与理性,在这方面,初期士林哲学的哲学家亦都继承这问题像安瑟伦,就认为信仰和理性不易协调;但是,信仰的内容还是可以设法理解的,人的伦理生活当然应以信仰为依归,但是,理性在这方面的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又如阿伯拉德则从另一角度去看,认为伦理基本上亦是人性的物质,而这伦理的主要规范是由人行为的动机和意向主导,这种伦理的构成与后来行为的结果所产生的善和恶,关系却不大。这种思想影响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甚钜。阿伯拉德以为,无论透过理性,或是透过信仰,都同样可抵达善,这是设法融洽柏拉图与圣奥斯定学说的一种尝试,也是设法使信仰和理知能融和的尝试。

第四节        圣多玛斯的伦理思想

西洋十世纪开始,无论在时空定点的设计上,或是各教父过渡到士林哲学的努力上,都已经显示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那就是另一个集大成的时代。

十三世纪时揭开了这集大成的序幕,首先是教会内的革新,再来是社会教育的深化。

教会内部的革新也就是修会的设立。原来,教会因为政教合一,在灵性生命中渗杂了不少俗世因素,甚至,有时庸俗的东西要比神圣的事务还要多。宗教精神长久浸润在政治利害关系下,迷失了许多宗教的正确方向,因此一些有志之士出来,重新要求宗教情操的复苏,献身于教会,他们发三愿:绝色、绝财、绝意,完全牺牲自己的尘世利益,而在人间世度一种出世的生活。

1215年道明创立道明会,主旨在宣讲福音,广扬宗教思想。1223年方济各创立方济各会专门度贫穷的生活,克己苦身,以反对当时教会对财富的拥有。

修会的贡献除了唤起宗教情操,重度灵性生活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大学任教,是当时士林哲学全盛时期学界的台柱。

大学的设立则是社会教育的深化。在大学未设立前,几乎所有学术机构都属教会,亦都以神学为主要的学问,大学的设立是把教育的内容从神学中脱胎出来,走向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的关怀。因而,早期设立大学,其原名Universitas,字源就是VerusUnum(面向一体),意谓统治各种学问于一体之意。这里所谓的各种学问,也就包括对人、对社会、对世界、对神的学问,因而大学中基本的三个学院也就是人文、社会、自然;然后从人文开展出去对天对上帝的学问而成神学院;从自然发展下去不但把握住数、理、化,而且亦通晓生物、生理、病理、医理而成医学院。人文、社会、自然三学院都需四年完成学业,但医学院和神学院因内容特多,故需七年的修习期间。

大学的面向一体固然是要集各种学问的大成,但在实际动作上还是重点式的发展,像巴黎大学特别注重人文,牛津大学特别着重自然科学等。巴黎大学因为重人文,而哲学又为人文学科之母,故巴黎又有哲学家之城之称。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像圣多玛斯,像大雅博(Albertus Magnus, 11921274),都是巴黎大学名教授。

在伦理方面,最具代表性,也影响后世最深的,就是圣多玛斯,其伦理学是一大综合,综合了希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中世教父盎博罗削、圣奥斯定,还有回教的亚维罗埃及亚维齐那等人的思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亚里斯多德的科学和哲学,以及圣奥斯定的神学,在另一方面则是设法透过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方法和内容来支持基督宗教信仰。

当然,在哲学和神学之间,圣多玛斯划出了一条严密的界限:即是哲学是理性的,而神学是超理性的、是信仰的。吾人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哲学诸原理,但是信仰则不是理性可以理解的,这点是中世哲学与士林哲学根本不同处,教父哲学设法融通哲学和神学,设法调和理性和信仰,而士林哲学要把理性和信仰分开,把哲学和神学分开。

也就因此,圣多玛斯先分清自然伦理与超然伦理二方面:以为前者可以用亚里斯多德的实践理性去处理,而后者则需要信仰和恩宠,因为需要信、望、爱三超德。

在处理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时,人生的最高目标,还是应该先提出,那就是:现世的幸福和快乐,以自然的道德就可获致,但是,永生的幸福和快乐,则需要在教会内,透过圣事去获得。

圣多玛斯伦理学的重点,可用两个基本概念去理解,一是“律”,一是“自由”。

“律”的问题,首先是自然律(lex naturalis):自然律本身是靠目的论的哲学进路可以获知,而且用人的理性就可以解释人生目的,以及追求幸福等现象;甚至从这种伦理观也可以开展出一神论的自然宗教;这在希腊哲学时期已有相当可观的成就。一方面是理知的认同,另一方面是意志的实践,这种自然律的运用很广,可以了解到上帝创造宇宙时所赋予万物倾向目的的事实,亦可以基本上接受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启示的可能性是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启示的内容却超乎人类的理性)。

理性还可以进一步发现,自然律基本上就是神律(lex divina)。前者由自然科学的知识去处理,后者则由理性所发现。自然科学的知识全由人类理性去发现,而理性则有教会、圣经的启示所引导。自然科学和启示真理,在这里是相互补足,相辅相成的。

因为自然科学的职责在于给人们现世的利益,可是,神学却要给人永生和救赎,因而,如果自然科学和启示有冲突时,自然科学应调整,去符合圣经和教会;而后者对启示的理解和诠释,也应符合神律的精神。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承传圣奥斯定的学说,认为自由与命定、自由意志和上帝预知,不是在同一平面上去理解,因为一为本性的善生,这是智慧伦理的课题,另一为超性的救赎和恩宠,则是启示伦理的课题。智慧伦理不足时,才用得上启示伦理;因而,启示伦理基本上是补智慧伦理的不足,而不是与智慧伦理相反,或互相矛盾。

圣多玛斯对德行名目上和传统的教父哲学一般,有三超德,有四枢德。这些德目都需要人具体去补足、去修;四枢德是智慧伦理的德目,而三超德则是启示伦理的德目;前者靠今生智慧和实践可以完成,后者则需要恩宠的协助。

 

第五节         十四到十七世纪的伦理思想

西洋中世士林哲学的高峰之后,伦理思想也没有继续发展。学者们被困守在理性和意志的问题中间,问及二者在伦理学上的地位。主知主义者偏向理知,而主意主义者偏向意志。

在此四个世纪中,主意主义者的学说稍占上风,认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以为它一来不受外在环境影响,二来不受内在理知影响,而是能完全独立动作的官能;而人的伦理道德因此完全由意志所决定,从而产生的是非善恶,或 是责任,亦都是全由意志承担。

也就因为意志主义把意志推上高峰,因而强调信仰,而且是坚强的信仰,对于哲学理性,甚至科学理性,都有贬斥的倾向。

意志主义(或主意主义)的思想家,主要的代表有东斯哥德(Joannes Duns Scotus12661308)、欧坎(William Ockham,12851349)、欧利可(Nicolaus Autrecourt, Ca.1335)等人。

此主意主义稍早,但影响较为深远的另一派思想,则是神秘主义(Mysticism)。此派学者的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禁欲主义和苦行僧的人生哲学,他们以克己苦身、节制、放弃人间世的功名利禄,度一个出世的生活,好在祈祷和静修的生活中,获得神秘经验,并以此作为来生来世幸福生活的前奏和保证。因此,此的学者一方面不注重理智的生活,另一方面亦不认同主意主义者,而认为理智和意志都不是人的主要部分,他们所把握的是人的内心,以为心灵的感受才是伦理的标准。

此派的代表有厄克哈(Meoster Eckhart,12691327)、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苏色(Heinrich Seuse,1300-1366,三位具是德国神秘思想家。

神秘主义者一方面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主张回归自然,忘却自身的存在,以期与神性合一;另一方面则是禁欲主义者和苦行才,一生克己苦身,放弃人间世的逸乐,而专务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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