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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互联网
 作    者: peter
 发表日期: 2021/9/3 20:46:00
 阅读次数: 212
 新闻标题: 站内新闻普世教会 → 宁知白首心 犹言惜故林:施省三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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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知白首心 犹言惜故林:施省三神父

施省三神父(1926年8月28日-2021年9月2日),祖籍定海,生于宁波, 在上海类思小学、徐汇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1944年8月30日进入耶稣会初学,1949年赴菲律宾碧瑶读神学,1957年3月18日晋铎。1958年-1960年在德国特里尔卒试,1960-1963年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1963-196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师从费正清做中国社会研究,并去非洲访问半年。之后在额我略大学担任传教学系教授35年。1970年代后期开始主持梵蒂冈电台中文节目部,服务25年,直到2008年完全退休。

叶落归根。已入鲐背之年的施省三神父常驻家乡上海,深受张家楼教堂曾神父和诸多教友、以及徐家汇主教府理院范神父及诸位神父的爱戴,也接受他们的诸多照顾。2019年12月初回罗马,因为疫情阻隔,再也没有机会回沪。期间多次表示想回上海。2021年8月22日传出神父不慎感染新冠病毒,隔离但无严重病况。9月2日早晨神父因身体机能衰竭辞世。

——————

下面转发老神父接受访谈的整理稿,让大家一起缅怀睿智温和的施神父!             
 

宁知白首心  犹言惜故林


一,家族

我的家族根在舟山定海,祖父是中医,在定海开设一家药房,同时给人看病。他是天主教徒。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是小儿子。父亲从小跟随在外国人家里帮佣的母亲和英国孩子一起长大,耳濡目染,成大后做了裁缝,成为服装行业的后起之秀,在江西路上开洋行。我的妈妈家是宁波慈溪人,祖上都是老教友,因为有亲戚在上海招商局工作,介绍爸爸和妈妈认识。

我出生在1926年。我出生的那年,蒋介石北伐军打到上海,赶走了北洋军阀,割断了我父亲的经济来源,父亲被迫送我母亲回娘家。我因此生在宁波,母亲不久就回上海。但我要到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才回上海读小学,当时家住在虹口区。

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共有四个兄弟,五个姐妹。原本姐姐都能去圣母院学校住读,但是因为父亲在广东向政府讨债失败,家庭拮据,她们陆续退学;我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儿子,总是要受到重视的,类思小学毕业后,就到徐汇中学去上学。

 

二,培育

我从小学习英文。在徐家汇天主教学校,开始学法文和拉丁文。1944年即将从徐汇中学高中毕业时,我申请进耶稣会,在1944年8月30日进了耶稣会。我在徐家汇读完初学和文学后,1949年1月,离开上海,经过澳门,到菲律宾的马尼拉读三年哲学。然后去了塞埠卒试两年,又在碧瑶读了四年神学,1957年3月18日升神父。

    我在碧瑶读神学的时候,耶稣会省会长神父同我谈话,提起总会长有意思派中国、印度和非洲各一位会士去额我略大学任教。他没有问我愿不愿意去,只是问我习惯不习惯做研究工作。升了神父不久,奥地利耶稣会的侯树信神父(Hofinger)来找我。他告诉我已获得省会长的同意,邀请我读完神学之后,先到到奥地利卒试,之后和他合作,参与他筹备创立要理传授中心,后更名为东南亚牧灵中心,简称EAPI,这个中心服务于环太平洋各区域的福传事业。因此,1958年我神学毕业之后,去欧洲卒试一年,并学习德文和要理。

因此我1959年去特里尔进修,收集了从利玛窦开始、在中国教会流传近400年的中国要理问答,并做过研究,可以说,要理问答研究曾经是我的本行。到了德国之后,我马上又去奥地利San Andrea Lavental会院做卒试。还没有做完卒试,我就接到耶稣会总会长的来信,要求我去罗马,在额我略大学学习传教学。

正好1960年慕尼黑召开国际圣体大会。大会需要有一些知晓不同语言的人,我懂德语,法语,英语,中文,慕尼黑市政府专门给了我一个办公室;当地人热心当志愿者,告诉我:需要用汽车,就给他们打电话。因为参与会议接待的缘故,我认识很多亚非的主教。

到额我略大学后我读了三年传教学,得到了博士学位,留校在传教系任教。为了担任额大教授,我曾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习,费正清是我的导师,我以舟山定海近代史为研究方向,阅读了不少文献。后来又用了半年多时间,两次去非洲,那时正是非洲独立的时候。我去非洲各个独立的新兴国家,了解独立过程中的天主教会的情况。从美国学习回来时,我买了一个照相机,因此在非洲拍了很多照相,和会士和同事朋友们分享。

 

三,在额我略大学教书

我在宗座额我略大学传教学系开始了长达35年的任教生涯。额我略大学有好几个学系,传教系是最小的一个系,学生不超过50人,而我在的时候全校的学生总是在1000人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天主教的司铎圣召虽然增加,欧洲的司铎圣召却很少,而非洲各国那时正在纷纷独立,那里的人民不再需要外国传教士了。所以,在我看来,“传教学”的任务在当下应该是培养传教地区的本地神职人员,课程应该着重天主教教理,目的是帮助传教区本地神职人员用本地人的头脑了解天主教信仰,并用本地人懂得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

我在传教系主要讲授两门课程。一门是《中国宗教》。另一门课程是《传教地区教理讲授》。在额我略大学传教学系就读的学生起先都是修完了神学课程的神父,後来也有了修女和修生。曾在非洲长期传教的一位修女和另一位教友回应说,虽然我讲的是“在中国的传教方法”,但她们在非洲有类似的感觉,没想到听到这么理性的解释!

在额我略大学期间,我也有机会开始比较系统地反思中国教会的历史和现实。这与我的两位同事Pascal D’Elia神父(即德礼贤神父)和Gustav Wetter神父有关,他们都是额大的教授。D’Elia神父是西方最早系统研究利玛窦的专家,我去传教学系任教之后,就继承了他的私人图书馆。Wetter神父是著名的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他在额我略大学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他邀请我和他合作,一起设立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用他中心四分之一的资金让我买中国的图书,因此,我用充足的经费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比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根本买不到,因为刘少奇被打倒了,小小一本书,我花了100美金。

 

四,担任梵蒂冈电台中文节目主任

梵蒂冈电台由无线电发明人、科学家古列尔摩·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上世纪30年代设计建造,并由其担任首任台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大战结束后,它很受各国政府的重视。梵蒂冈电台的华语节目部在1950年开始,原来只是为了表示梵蒂冈代表的天主教会的普适性,并没有想要向遥远的中国广播。19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时担任华语节目部主任的赵蒙席回国探亲,得知在中国国内可以听到梵蒂冈电台华语节目部的广播,而且不少天主教教友争着聆听,回罗马后,他将情形报告给电台台长,于是电台当局便认真对待华语节目,我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参与梵蒂冈电台华语节目部工作的。

我到电台华语节目部的时候,节目部的主任是赵云昆蒙席,我协助他扩展广播的时间并丰富节目的内容。朱励德神父在电台主持每周向中国大陆播送的主日弥撒圣祭;张春申神父寄给我们许多关于教理和神修的广播稿子,年过半百才圣神父的朱立德神父,在台设立了邮箱,协助我们开设听众来信节目,比较起来,我们华语节目部置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2000年电台纪念华语节目部成立五十周年,传信部部长董科枢机(Card. Tomko)来到电台高度赞誉我们的节目。2008年我正式结束电台工作。

 

五,归家

我1949年离开上海。直到1994年到北京参加国际研讨会才有机会重回上海,超过半个世纪的隔离,我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之后每年都会来短期探亲。到了2007年退休以后,我基本上住在上海,只是每半年回罗马处理签证问题,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等,也算叶落归根。我现在常驻徐家汇主教府的神父楼的老年公寓里,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周末就到张家楼教堂帮助听告解,偶尔也讲道,神父们都很关心我,我和教友们感情很好。

【这是我在2018年圣家节的一次讲道:1999年圣家节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表了写给中国天主教徒们的信《圣言成了血肉》,劝勉大家团结共济,“作为中国的好国民和基督的忠实信徒,你们要爱护你们的国家,你们要爱护本地和普世教会”。人们常常对这些劝勉穿耳而过,没有细想如何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因此,我最近讲道理时说:如果我们出生在虔诚的菲律宾家庭,那么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地在自己的国家度基督徒的生活;假如我们出生在富裕的美国家庭,那么我们的主教或许可以每五年一次坐飞机到罗马晋谒教宗。但是我们的家在中国,作为中国的天主教徒,我们不可能有菲律宾和美国的教友那样的信仰状态。我告诉信众,可是,第一,我们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我们如同菲律宾和美国天主教徒一样,也是人类大家庭的子女。第二,在我们中国国内有天主教会,在我们中国国内的天主教会,也如同在菲律宾和在美国的天主教会一样,都是同一的天主教会:也就是我们在《信经》中所宣认的“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教宗仍然要我们爱国、爱本地和普世教会,“按照天主的救世计划,我们爱天主,也就要爱祂赐给我们的父母,爱祂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我们的国家,以及在我们国内的天主教会。我以为这就是本主日,圣家节弥撒礼仪留给我们的讯息,也是我们中国天主教徒所谓‘爱国爱教’的真正意义”。】

 2018年复活节初稿  2021年9月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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